有些旅客像是以为不准他们进入美国，他们又哭又闹，奋力挣扎，被毫不留情的官员拖下船去，我想，这些官员已经对这种行为习以为常了。

我知道，在埃利斯岛上，要是你有情绪不稳的迹象，你就会遭到拒绝不得进入美国，你的肩上或背上就会被人用粉笔胡乱地涂上一个"X"。

我母亲要是坐统舱来美国，或许会遭到拒绝。

"外表没病"。

精神有病是最容易看出来的。

我担心在一双训练有素的眼睛看来，对一位这方面的专家来说，我会不会"外显"出许多人都坚信的那种留在骨子里的疾病。

我不觉得自己有毛病，可同样，对那些认识她的人来说，我母亲似乎也没显示出她有什么毛病。

一个坐统舱的人，胸前捧着一包信卷，我想象得到他被立刻驱逐的情景，尤其是某个官员不厌其烦地读了那些信之后。

我想不出任何能解救自己的理由，更不能说那个远非简单的事实了。

最不能说的也是那个事实。

纵帆船上的那个红头发曾告诉过我，如果问起，我应当说自己的行李已提前用行李箱托运走了。

"不要告诉他们你只有这个小提包。

"他说。

突然，我感到害怕，害怕被发现，一种对自己此次使命的古怪感觉油然而生。

顷刻间，我站在别人的角度来审视自己，要是他们不仅知道我提包里装的什么，而且还知道我此次旅行的目的，他们会怎么看我？必须说明的是，那一刻，我似乎觉得自己是个奇特、古怪的年轻人。

我回到右舷。

乘务员叫我们在离舷梯10英尺远的地方排成队。

我排在很后面，看不见队伍的起首，不过我能听见在每个人下船之前，有个男的在飞快地说着什么，像是在向这些人表示某种正式的欢迎。

全城的人好像倾巢而出，跑来迎接这艘船。

在人群的前面有一些警察，如果他们的举动有丝毫的协调一致，我或许会认为他们围起的是一条警戒线。

可在人群的前头，他们好像胡乱地分散开来，这儿站三两个，然后几百英尺以内却没有布岗。

有些警察背对着船，可只是为了便于跟前面的人交谈，其他警察背对着人群，手插在裤袋里，对为何把他们安排在那儿站岗的问题，努力装出一副心知肚明的样子。

偶尔，浑身肮脏的小男孩从由大人筑起的人墙前排中蹦出来，径直朝那些双脚刚刚踏上陆地的旅客冲去，抓起他们提包和箱子的把手，仿佛要偷他们的东西。

显然，警察也给逗乐了。

有些旅客毫无反抗地松开手，让那些面容凶蛮的男孩提着行李消失在人群中，自己跟在他们身后，一副漫不经心的模样。

另一些旅客则紧紧地攥住自己的箱子，那些男孩经过一阵短暂、滑稽的抢夺之后，只得放弃努力，跑回到人群当中。

我看见在拥挤的人群后面排着一长串运载东西的车和马匹，此时我才意识到那些男孩是自己找活儿的搬运工。

我看见他们爬上各式各样的马车，站在车夫跟前，朝那些被迫成为他们顾客的人招手，高举起这些人的行李，以便让他们知道要坐的是哪辆车。

马车夫戴着高高的黑帽子，一动不动地坐着，像是睡着了似的。

等旅客和行李上了马车，男孩从车夫那儿得到报酬，然后又朝轮船跑去。

有个男子是这样把自己的包递给一个跑得疲惫不堪的男孩的，他把包拎起，离自己的身体有一英尺远，好让男孩从后面上前双手更容易抓住包。

我似乎听到人群中有几声赞许，既是为那男子，又是为那男孩，因为这行李交接得如此顺手，好像他们相互之间已经训练了好几年。

这也许是这座码头所独有的惯规，或者是全美所有港口普遍的现象，警察既不禁止，也不鼓励，只是冷漠地观望。

不过，到了一定程度之后他们肯定会干预的，否则他们在这儿干吗？如果哪个旅客的箱包不是由身穿制服的搬运工在搬运，那他就得面对那些扑上前来的小男孩，自己捍卫自己了。

大家似乎以为，不管怎么说，人，甚至包括新来者，总是能自己想出办法的，不需要官员的介入。

要不是自己马上就要走进这场箱包的拉扯之中，否则我很愿意欣赏这有趣的混乱场面。

我心想，除了双手把提包紧抱在胸前，我别无选择，然而就像我构想的那个可怜的移民，那样做又不可能通过检查。

我得用一只手提着包，经过队伍前头的那个人，我听前面有人说，他是个医生，可他连装样子的听诊器也没带。

"年轻人，从哪儿来？"轮到我时，他问道。他已经秃了顶，脸犹如甜菜一般红，冒着汗。他的穿着完美无缺，在这中午刚过不久的时分，毫无疑问已经醉意渐浓了。

"纽芬兰的圣约翰斯。

"我回答，可他早已把目光移到我身后的那个人身上了，似乎能说英语就足以证明我没带任何的传染病。

我双手高举着提包走下舷梯。

刚一着地，一个男孩朝我冲来，好像要把我撞倒，我一转身躲开了他，可由于注意力都在他身上，我没看见另一个男孩从旁边冲过来，一个跳跃从半空下来双手抓住了我的提包把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