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名字还没被用来命名什么海角、海湾、小岛的赞助人，也被皮尔里的蠢行搞砸了。

我跟自己说，过段时间，他们会想让自己的名字出现在新的地方，他们对北边的兴趣会恢复的。

""我知道听起来很尖刻，有些挖苦人，但正如我在范德比尔特家时所说，让我永远离开北极，让我只满足于知道北极在那儿，却永远只能面对而无法到达，我是无法忍受的。

还有，加入皮尔里的探险队，却遭遇如此的挫折与失败，同样难以想象。

潮流的指针会转回我们的方向。

有一天，指针会再次笔直地对着北方，德夫林。

""当下，我给我们找了一项不那么艰巨但仍具难度的目标，会让我们保持赴北极的状态，还能让我们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并且放在赞助人面前。

不久前，阿拉斯加有座山峰测出高20300英尺，是北美洲大陆的最高点。

我想在你的帮助下攀登它。

我想做第一个登上麦金利山顶峰的人。

只用一个季节就够了，我不会像去极地探险那样，离开玛丽那么长时间，这也会让她好受些。

我们还能学点东西，对实现那个更伟大的目标会有帮助。

"库克医生和我还受邀参加了其他舞会和社交聚会。

每次，他都得为玛丽的缺席编些理由。

我觉得这些都没范德比尔特家的那次豪华，也许是我已经渐渐适应了这种场合，已经认为自己理所当然应该受到欢迎，应该有人陪在身旁，好像我过去不曾渴望过别人的陪伴，好像我不曾失去过别人的陪伴一样。

任何一个聚会上，如果没有克里丝丁，我便会失望。

只要她看见我，便会冲我微笑，然后我们会从人群中穿过，走到一起。

我们整晚一起跳舞、交谈，所以经常有人拿克里丝丁开玩笑，说她独占了我。

"她很喜欢你，斯特德先生。

"克拉伦斯·维科夫说道。

他凑到我跟前说："上帝啊，这一辈子我都没见过谁的脸会变得这么红。

"我经常受邀出去，也开始经常碰见一些曾经见过的人，有年长的男女，也有年轻的。

他们看到我，高兴得似乎我们是初次见面一样。

如果他们感到皮尔里的信缺乏诚意，或是没多少谢意，或是听起来有些不合适，他们也不会说。

他们会说，那是多么大的荣誉啊，皮尔里上尉这样的人物竟对我曾救了他而公开致谢；又是多么大的遗憾，皮尔里上尉竟不住在纽约，因工作的关系不得不呆在"可怕"的华盛顿。

要是他和我能一起出现在公众场合，会多么令人激动啊。

别人问起我和库克医生下一步的计划时，我告诉他们，我们打算攀登位于阿拉斯加的麦金利山，是北美洲最高峰，最近才被人"发现"和测量，还没被人严重"骚扰"过，尽管阿拉斯加的印地安人几个世纪前就知道它了。

"但北极怎么办呢？"有人会问，"真的无法到达吗？"我让他们放心，库克医生和我从没放弃过要到达极点的想法，但攀登麦金利山一个季节就能办到，我们用花在格陵兰岛的一个夏天就能办到。

像库克先生说的，这对我是很好的训练，会比我直接从极地探险开始我的事业要好得多。

极地探险会花费数年时间，我在生理和心理上可能还没完全准备好。

我以前登过山吗？只爬过那些居住在纽芬兰的人必须攀登的高度，我会跟他们开玩笑说，但他们都会当真。

每个人都点头，似乎知道我是什么意思，好像从我生长的地方便可看出，我能很熟练地攀登。

我告诉他们，我会爬到库克医生允许我爬的地方，或是自己能力所及的地方，怎样都行。

我会学库克医生的话说："攀登麦金利山只是实现更伟大目标途中暂时的一段弯路。

"我跟人们描述库克医生的准备工作，他们会用赞叹与敬佩的目光看着我。

我没提到这次探险库克医生主要会用他妻子玛丽的钱，没提起诸如皮尔里任主席的美国地理学会和其他许多机构，没提起他们已经拒绝了他要求资助的请求。

我也没说，皮尔里北极俱乐部只是做了个象征性表示，他们给的是一支度量海拔的无液气压计和一支袖珍六分仪。

1903年5月26日，我们离开纽约乘火车前往太平洋西北部地区。

跟我们同行的还有几位惯常的"绅士探险家"，他们的父亲付了钱，让库克医生带上他们。

我是第一次见识美洲大陆的广阔。

大部分地区无人定居，似乎会永远保有现在的样子。

我们乘坐的圣安娜号蒸汽船越过温哥华岛，进入内航道，绕过阿拉斯加一带荒凉的岛屿，在朱诺、努特卡、亚库塔德停留。

库克医生说，去克朗代克河淘金的人也曾走这条路线。

6月23日，我们到达泰翁尼克。

我们把驮马放下水，任它们游到库克水湾。

它们上岸后非常疲乏，以至于我们觉得它们都没用了。

经历两个月危险而缓慢的行程，穿过阿拉斯加荒野上浓密而遍布蚊虫的灌木丛，8月21日我们在麦金利山脚下搭起了基地帐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