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很闷，好像我用双手捂住了耳朵一样。

我看见库克医生走向“门廊”（其实只是地面和悬下来的石头之间的一道缝隙），想推开门（其实也只是吊在鲸骨下面的皮帘子）。

我看到出口已被积雪堵住。

他使劲推，可只推出了一个凹痕。

埃图克述克从睡袋里爬出来，把鱼叉递给他。

库克医生把它全插进雪里，还是没能弄出一个空气口来。

遥远而沉闷的风声让我们知道，我们被埋了有多深。

太深了，没法挖出去。

库克医生只动了几分钟，便精疲力竭。

阿瓦哈和我一样，还躺在睡袋里，无动于衷地看他们费力地挖着。

库克医生说，没什么办法，只能回自己的睡袋里躺着，除非绝对有必要，不要再动，以节省我们不多的空气。

一天后，我们还都清醒，我知道肯定有空气可以进来，尽管不知道这种情况可以维持多久。

我在想鲸骨的屋顶能不能撑得住。

我看看手表，每次上表我都担心它不会再走。

我得靠它计算天数。

风声越来越小。

我在想，到底是把我们埋在下面的雪越积越厚了，还是我耳朵有问题，听不到声音了。

我们四个整日都昏沉沉的，抵挡不住阵阵的睡意，只想闭上眼睛，却也总是突然惊醒过来。

不知道自己是活着，还是已经到了另一个世界。

我在想，等我什么都听不到的时候，末日便到了。

我使劲地听，好像声音便如宝贵的空气，正慢慢从雪中渗入。

好似只要我们能够听得到，便能呼吸一样。

一天，我醒来时，声音没有了。

躺在我身边的库克医生握住了我的手。

“不要害怕，德夫林。

”他用沙哑的声音小声说道。

“不要害怕，我的儿子。

睡觉吧。

”风回来的时候，我们好像同时醒来了。

我们大叫起来，好像有人正从上面走过，不知道我们在下面躺着一样。

我们觉得只要叫得够大声，就可以让他把我们挖出来。

声音逐渐大起来，一分钟比一分钟大，风似乎还是像以前那样使劲地刮，只是变了个方向，雪被吹走了。

听到风声，我们从没这么高兴过。

我们庆祝风的归来，像庆祝重新又有了光一样。

不到一个小时，埋了我们几个星期的雪便被吹走了。

新鲜的空气一下便涌进来，如潮水般让人无法呼吸。

我们咳嗽，感到窒息，可还是像孩子般开心地彼此笑着。

如同是自己粗心身陷险境，但纯粹的好运却让我们扬了名。

风平息后，我们设法出了屋子。

狗都不见了，我也没有注意到它们曾经中断的叫声。

它们能不能活下来，会不会被谁当成野狗，我们便永远不得而知了。

从斯巴布角出发，4月中旬我们到达了伊塔。

一位名叫哈里·惠特尼的猎人住在我们的小屋里。

皮尔里前个夏天向北极进发时，他被扔在这儿。

小屋。

伊塔。

山上小屋里的爱斯基摩人。

这一切怎么还会在此？如同回到了自己的童年时代，但却发现一切还是你出发时的模样。

库克医生和惠特尼闲聊起来。

惠特尼对皮尔里很不满，说皮尔里对他不好，他从皮尔里那里获取的报酬与他的劳动付出极不相称。

库克医生用一堆笔记本记录我们的行程，说这是我们曾到达北极点的科学证据。

笔记本的封面已经破碎。

支离破碎，肮脏不堪的笔记本用胶水和驯鹿皮做的绳子固定在一起。

我们不必和惠特尼一起等皮尔里，他决不会让我们上船。

最近的港口是乌佩纳维克，我们得步行到那儿，得走四个月。

库克医生说，如果步行这么远的距离，笔记本肯定会成碎片的。

“我必须把这些笔记本留在您这里，惠特尼先生。

”他说道。

“或许我该信任您，您会把它们安全带回纽约交给我妻子？不然，它们很快就毫无用处了。

”惠特尼说他会照顾好这些笔记本，也不会跟皮尔里说起它们。

库克医生告诉我，我们得尽快到乌佩纳维克。

没有消息说皮尔里何时会从北边回来，也不知道他已走了多远。

我们在乌佩纳维克与埃图克述克和阿瓦哈分了手。

我们和他们拥抱告别，尽量克制住自己不要哭出来，他们被我们的举止搞糊涂了。

他们只是腼腆地笑着，然后便转身向伊塔走去。

我们上了艘名为汉斯基号的丹麦船。

它应驶往哥本哈根，但中途拐到了莱威克，是苏格兰最北端城市，设得兰群岛首府所在地，也是最近一处拥有无线电设备的港口。

丹麦人告诉我们，如果直接去哥本哈根，就可能让皮尔里首先宣布他的胜利。

他们更喜欢我们，不仅因为他们可以载我们回归文明世界，而且还可以带我们去他们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