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达了哥本哈根港，我们突然意识到自己会是一副什么样子。

库克医生和我穿的是七种破烂不堪的动物皮。

码头上，丹麦王子跟我们握手，脱帽向我们致意。

他们在船上帮我们做了清洗。

前一天，我和库克医生一样，头发及肩长。

这么长时间我一直很脏，好像不管多少肥皂和水都没法把我洗回正常的肤色了。

可是并无人介意。

成千上万的人到了港口，想看我们一眼。

没人知道怎样的赞美才合适。

有些人唱丹麦国歌，有些人唱美国国歌。

我们被介绍给神父，他们和我们一样感到迷惑，不知道为什么要被召唤来。

第一天结束时，我们的手疼得厉害，再也不能握了，为了提醒民众，我们进门出门都戴起手套。

与经历过的无边的空旷相比，哥本哈根看来如此反常与纤细。

在我的眼中，哥本哈根人没意识到，他们生活在包容了他们的黑暗之中。

城市如同大海，容得下每艘沉船。

楼房、桥梁、马车、汽车、电灯，一切看起来都微不足道。

库克医生曾尽力让我在最后一刻成为第一个到达北极点的人，但看来仍是一个象征性的姿态。

这次探险还是他的。

一家哥本哈根报纸这样写道：“慷慨而大度的库克医生让其初出茅庐的被保护人走完了最后宝贵的几步。

我们对斯特德先生高呼庆祝，但享受首位到达北极点的荣誉的人，还应是库克医生。

”有一阵，看到人们为看我们而开出很高的价目，库克医生非常高兴。

他不顾别人的反对，从《汉普敦》杂志那儿接受了3万美元，将独家刊载权卖给他们，那些人还说有人会出比这高十倍的价钱。

他从演讲组织者弗莱德里克·汤普森那儿拿了25万美元，准备为他演讲250场。

哈勃兄弟出版公司很快也要为书的出版权而出价。

我们在哥本哈根的凤凰酒店住了三个星期。

在雨夜中人群依然聚集在楼下，希望我们能够出现。

我们会时不时地出来，引起一片欢呼声和掌声。

我们呆在相邻的套房里，轮流去窗户边上，一起出现只有一两次，总在人群中掀起最响亮的欢呼声。

“库克，斯特德，库克斯特德。

”他们唱道。

政府官员把我们安置在这家酒店，告诉我们不要担心花费的问题。

我第一想到的就是食物。

我看到酒店的菜单便已经快晕倒了。

如果不是库克医生提醒我，我肯定会撑死的。

他告诉我，我的胃已经萎缩，如果立刻吃较多的东西，我会病倒。

如果再吃比较难消化的食物，我的身体会像吃毒药般地起反应。

无论我们走到哥本哈根什么地方，都有年轻漂亮的姑娘跟着我们。

一次，我们刚从车上下来，一群姑娘便围住我们献花，还和我们拥抱、亲吻。

她们跟着我们的车在街上跑过，边跑边喊：“我们爱你，库克医生，斯特德先生。

”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隔绝人世的生活，刚开始我们还无法适应现在的豪华。

我们在床上没法睡觉，只习惯于躺在床边的地上。

我花了两个星期，才离开地板睡在床垫上面。

我们访问了博恩斯托夫城堡，与丹麦的玛丽公主和到访的希腊公主喝了茶，她们都讲流利的英语，只是略带口音。

我们所作客之处的大多数人都如此。

看起来是多么奇怪，离开文明世界两年半以后，回来时却发现我听不懂当地的语言，好像我们已经离开了很长时间一样。

爱斯基摩语也没像丹麦语一样让我觉得这么不习惯。

我觉得很奇怪，这儿的报纸看来就跟家里的一样，我却一个字都不认识。

看着很熟悉，却都歪斜着，好像我受的磨难已经摧毁了我的认知系统，好像哥本哈根无所不在的这些莫名其妙的丹麦语会退化成英语，街道、建筑物会变成以前的形状，人们也会穿上以前穿的衣服，就像我刚开始看到他们时一样。

我茫然地跟着库克医生，还有我们的主人走在鹅卵石铺就的狭窄街道上。

我们周围的人都讲英语，可周围却都是不知所云的说话声。

有时，我会因为还没恢复过来的疲倦而感到头晕，几乎都站立不住。

我觉得自己还跟在雪橇后面，好像刚刚从一场到北极的梦中醒来。

醒来后却发现，这个世界在我们不在的时候已经变了样。

尽管这个世界的人对我们很好，我们却觉得自己不再属于这个世界了。

因为我们去过北极，出于某种难于理解的原因，便总会被当做陌生人。

库克医生似乎从没为此烦恼过。

我跟他解释这种奇怪的疏离感时，他只是安慰似地拍拍我的背。

“会过去的。

”他说道。

我猜他这么说，是因为他在早期的探险过后也有类似的感觉。

我们与丹麦王室一同进餐。

介绍之前，我还不知道他们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