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开始，我就觉得这些人太像格兰姆斯了，他们对社会主义的兴趣太理论化了，而且我也把这种看法告诉他们。

他们认为自己在推动一个全球性的运动，但对于这项事业对现实生活有什么影响，他们却没多加思索，而我的主要兴趣在于社会主义如何有利于纽芬兰，这个观点被他们斥为太狭隘。

我们长时间地争论，菲尔丁比我们任何人都喝得多，但很少发言。

一天晚上，我告诉他们："纽芬兰将成为地球上最伟大的小国家，成为自治、自给、自卫、自立的国家，而且我将成为纽芬兰的总理。

""那么我将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

"平卡斯笑着说，对着我举起酒杯。

"我会的。

"我边说边站起身，虽然只喝了两杯，但已经摇摇晃晃，几乎站不起来了。

"菲尔丁的酒量比你大。

"多萝西说。

"何止酒量？"菲尔丁说，我不知道她这是在保护我还是嘲弄我。

"你们眼前的是纽芬兰未来的总理。

"我说道。

他们上下打量着我，仿佛我的现状和我所声称的未来之间太不相称，让他们忍俊不禁，顿时大笑起来。

"你怎么样，菲尔丁？"多萝西问，"你的人生使命是不是就是进一步开发斯莫尔伍德的野心？""我的人生使命不是进一步开发谁的野心，而是我自己的野心。

"菲尔丁回答，"一旦决定下来，我就要锲而不舍地去争取实现它。

""你如何描述自己的世界观？"多萝西问。

"我属于黏液质。

"菲尔丁回答。

由于我的长相、口音，由于我缺乏正规教育，还有社交方面的笨拙以及急于讨好别人希望被别人接纳，我被看做是来自中产阶层。

我并没有设法去消除他们的这个概念，也只字不提我那中产阶级的祖父和叔伯们，以及我在费尔德中学的那段时间。

在他们眼里，我出现在编辑室里虽然合情合理但也有些矛盾。

我穿得越是破烂，越是不合时宜，看上去就越跟大家格格不入，但在他们看来就越加合乎情理。

他们中的多数人日子过得很好，那种生活水平是《召唤》报社支付的薪水所无法保证的，因此我怀疑他们像菲尔丁一样，是靠父母的钱养着的。

许多人都来自有钱人的家庭，只不过暂时离开优裕的生活，对于这种生活，他们公开承认有朝一日是打算要回归的。

我没有讲起家里的生活。

当他们讲述起各自自找的、最近遭受的贫困以证明自己社会主义身份的时候，我什么也没说，但我无意中说出我母亲是个五旬节派教徒。

"五旬节派教徒？是不是那些咬着舌头说话，像患了癫痫的拍卖商在地上滚来滚去的人？"多萝西问。

我觉得自己露馅了。

五旬节派教会，那是穷人的宗教。

我告诉这些人，他们，或者说我们，其实并非真穷，因为只要我们愿意，随时都可以终止贫穷，但穷人认为他们的贫穷却是一成不变的。

对于贫穷，最糟糕的是你相信自己再也摆脱不了它，就像摆脱不了自己的个性或性格一样，还有你把自己的处境看成自我界定的一种特性，无论你拥有多少钱，这种特性你是永远无法摆脱，或者更糟的是，永远需要对他人掩藏的。

这才是我真实的想法，但是我没有说，因为我害怕这样说会让人认为我在这方面太有权威了。

"祝愿这个人人不必掩藏的世界早日实现。

"多萝西真诚地说。

大家一齐举杯祝愿这个世界早日到来，而且大家都知道，他们祝愿的其实就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