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菲尔丁相伴，我精神大振。

我突然注意到周围有许多女人，轻佻女郎　以及即将成为轻佻女郎的女人，到处都有，她们的膝盖涂得红红的，头发齐耳，裙子超短。

有的甚至裹脚，以便能够平足走路。

菲尔丁为了表示对这一新潮流的认同，也戴了顶周边是玫瑰花饰的软帽。

在菲尔丁的催促下，我去了西四街的《召唤》报社。

我被领去见一个名叫查利·欧文的人，是主编，为了说服他雇我，我向他侃侃而谈，像是在劝他加入工会。

他带着一种厌世然而善意的微笑听我说话，仿佛已经预见到了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记者，我的期待是远远不能满足的。

"斯莫尔伍德先生，我们这份报纸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社会主义报纸。

"他说，"因此，我们的层次很高。

"我默不作声惊奇地呆望着他。

"解释一下社会主义这个术语。

"他说。

感谢上帝，幸亏我遇见了格兰姆斯。

我告诉他我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它的目标和实现的途径。

"斯莫尔伍德同志，你说的话比布尔什维克思想还要扯淡。

"他说。

要不是看见他伸出手来，我还以为这次面试砸了。

"在《召唤》报社，有两件东西我们总是不够。

第一是钱，第二是几乎不计报酬乐于工作的记者。

看起来你好像也缺前者，因此我猜想你也只能是后者啰。

"我朝他眨巴着眼睛，稀里糊涂。

"你被聘用了。

"他说。

菲尔丁没有申请工作，可不久她为《纽约时报》自由撰稿写了些东西。

她坦率地承认自己现在还不需要去找固定工作，因为她父亲给了她很大一笔"让她远走高飞的贿赂"。

不过，她跟《召唤》报社的人混在一起，帮着我去适应他们，因为尽管他们声称同我的世界观一样，但是我发现，他们与她的共同之处实际上比与我的还要多。

《召唤》报社有十几个记者，有些人跟我的年龄相仿。

我们是在摇摇欲坠的顶楼库房里办公，这里虽然被暴徒冲击过好几次，被燃烧弹烧过好几次，但多年来这里一直是报社的社址。

编辑室的天花板上依然有焚烧过的痕迹。

我们把能找到的吃饭最便宜的地方全找到了，包括格林威治村的"三台阶餐厅"、"俄国熊茶室"、"14街自动售货餐馆"。

礼拜五发薪水的日子，我们拥进第12街的蔡尔德饭馆，一边争论社会主义，一边饱餐65美分的四菜大餐。

其他人以前听说过纽芬兰旅馆，在我和菲尔丁来这儿之前，他们早就把纽芬兰人看成是天生奇特的一类，而且必须说明的是，我们两人的情况更坚定了他们的看法。

我被那些人当做活宝来看待。

他们当中有些是犹太人，听说圣约翰斯所有的犹太人都出来为我送行，他们便根据这一说法，再加上我看上去像个犹太人，因此总是亲切地管我叫"犹芬兰人"，或者有时候干脆叫"犹芬"，或"乔犹芬"，尽管我竭力让他们对我严肃，但这只能适得其反。

他们总是故意念错"纽芬兰"，仅仅是为了让我再中规中矩地读一遍，不知何故，他们发现我的读音很有趣，总是学着我的读音相互重复，模仿我特别认真的口气把重音放在"兰"字上。

平卡斯·霍克斯顿总是对埃迪·莱文森说："是NewfoundLAND，不是NewFOUNDland，也不是NEWfoundland，而是NewfoundLAND，就像understand一样，知道了吗？"这儿的女人跟我以前见过的完全不一样。

与她们相比，菲尔丁要内向、缄默得多。

在蔡尔德饭馆，多萝西·戴伊看了我一眼，便当着众人的面宣布我是个处男，"是我所见过的唯一处男。

"她说，好像是在把我当成什么骗子在揭露似的。

我哑口无言，无法抵赖，无论如何，我的表情变化证实了她的判断。

餐桌周围爆发出狂笑声，仿佛人们刚刚发现，在他们当中有个地球上最年长，可能也是最后的一个处男了。

"喂，乔，告诉我们，"多萝西说，"你是不是把自己给省着，留给家乡的哪个年轻的尤物？她是不是在你离开的头天晚上用了个亲吻就从你那儿赢得了订婚保证？要不就是你还没有练出那个胆子，敢叫哪个姑娘跟你上床？"我真希望自己拥有许多年前回敬菲尔丁的那点机巧，可我江郎才尽。

倒是菲尔丁解救了我，他们反而喜欢她，喜欢她拄着银头拐杖的模样，仿佛她扮演的正是他们熟悉的角色，而且喜欢她在我看来是突然学到的对政治的怀疑、做作的孤傲、雄辩的口才和满口的讥诮。

"床上功夫他也许不在行，"菲尔丁说着，一只手搭在我肩上，"不过，斯莫尔伍德可是个地地道道的社会主义者。

他的对手又多又厉害，而且-"她用拐杖比画着把大家全包括在内，"还有一帮莫名其妙的朋友。

另外，多萝西，对于你面前的这位瘦得迷人的男子汉，你怎么知道我没指导过他的床上功夫？"从此，大家都学着她的那句话，每次看到她时就说："喂，这不是斯莫尔伍德的床上导师吗？"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其他事情上，菲尔丁都装出一副缺少责任感的样子，这使大家感到迷惑，因此讥笑她居然为《纽约时报》这样的"资本主义喉舌"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