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会把这说成是一个暂停的调整期，把结构问题放到以后再说。我会对大家说我们这么做是为了让“两房”和资本市场稳定下来，让美国成为它们的信用后盾，确保这个国家还有抵押贷款可用。”

“我同意，”总统说，“我现在也不会提出一种新模式。但我们要在正确的时机做这件事，而且我们要让大家明白，我们现在的做法只是暂时性的，否则这看起来就像是国有化。”

我说，我相信某种大幅精简的结构在长期来看是最有意义的，在这种结构中，政府支持的限度很明确，公司的功能类似公用事业。而在现在的模式下，利润归于股东，亏损却要由纳税人承担，这毫无道理。

总统站起身来，暗示会议结束。“看看他们会不会跑到国会去闹事，这太有趣了。”他说。

我离开白宫，走回了财政部，在那里，我们还得拟出第二天要对这两大抵押贷款巨头说的话。我们必须确保，一旦“两房”选择反抗，我们能拿出最有力的证据。但一直到那个时候，到那个早晨的11点钟，我们依然在担心联邦住房金融局还没能有效地证明房利美和房地美的资本短缺的严重性和立即接管它们的必要性。

联邦机构之间的合作总体来说是非常好的，但是，尽管财政部、美联储和货币监理署已经达成一致，联邦住房金融局却一直不情不愿。这是个大问题，因为只有联邦住房金融局有权把房利美和房地美置于接管程序下。我们既要让他们明白这么做是正确的，又要让他们感觉到自己依然大权在握。

在8月份，我花了大量的时间与洛克哈特合作，他和总统自预科学校时代就是朋友了。吉姆明白形势的严重性，但他们的人担心自己的声誉受到影响，因为他们最近还曾说过“两房”的资本是充足的。总统本人并没有干涉，因为他与一个监管者交涉是不合适的，不过他也坚信洛克哈特最终会不负众望。不管怎么说，是我一遍遍地在洛克哈特耳边提起总统的名字。

“吉姆，”我常这么说，“你也不想引发一场灾难，毁掉你朋友的任期吧，对吗？”

在前往白宫之前的那一天，我与洛克哈特通了至少4个电话：早上9点45分一次，下午3点45分一次，下午4点30分一次，当天晚上又是一次。“吉姆，这个周末必须完成，我们必须知道结果。”我坚持说。

联邦住房金融局的不情愿是有历史原因的。它在2008年7月才刚刚成立，是来之不易的改革立法的一个成果。联邦住房金融局和它的前身联邦住房事业监管局（OfficeofFederalHousingEnterpriseOversight，同样由洛克哈特领导）都是很弱势的监管者，与它们要监管的企业相比，它们在资源和力量上都处于劣势，而且受限于它们的规章和权力的狭隘性。联邦住房金融局的人习惯于像过去那样根据法定资本要求来评判房利美和房地美，而不是像我们一样根据市场的需要而对资本充足率有高得多的要求。它们依赖于两家公司自身的判断，因为它们不像联储和货币监理署那样有进行独立评估所需要的资源和能力。它们更倾向于先对“两房”提出违规指控，然后在申请法院同意之后再行变革。这种做法力度不够，而且很费时间，而我们并没有这么多时间。

更麻烦的是，联邦住房金融局最近刚刚表示两家公司状况良好，就因为它们符合那些宽松的法定资本要求。洛克哈特担心，如果我们试图控制房利美和房地美，迫使它们诉诸法庭，结果证明联邦住房金融局曾经说过它们没什么问题，那么这无异于自杀。财政部的首席法律顾问鲍勃?霍伊特也有这样的担心。

我们苦口婆心地试图说服联邦住房金融局以一种更加现实的眼光看待资本金问题，而且还派去了联储和货币监理署的稽查队伍帮助他们理解问题之所在，把问题细化到每一个美元。联储和货币监理署在房利美和房地美的身上看到了巨大的资本缺口，我们要让联邦住房金融局的稽查员们也看到这个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