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短期借款来投资于像房地产这样的低流动性资产的做法向来就是灾难的导火索,正如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储贷危机一样。但到2007年的时候,数十家SIVs所持有的资产已达4000亿美元左右,都是用可能在一夜之间消失于无形的短期资金购买的。而且,这些资金也确实消失于无形了——因为投资者们拒绝再延展贷款,即使这些贷款看似有足额的资产担保。像花旗这样的躲在SIVs背后的银行现在遭了殃,恰恰就在它们疲于应对流动性枯竭的危局之时,它们又遭受了资本耗竭的沉重压力。
发行资产支持商业票据的并非只有SIVs。其他一些投资于债券产品的机构也依赖于这个市场——比如许多缺乏像商业银行那样的零售存款来源的专业性房贷机构。它们都是一种所谓影子银行市场的一部分,这个市场成长相当快,而且脱离了监管者的视线。到2007年,资产支持商业票据的余额已达到12万亿美元左右。
这些票据发行人在养老基金、货币市场基金和其他机构投资者之中找到了许多心甘情愿的买家,因为这些机构都急于赚取比美国国债这一类最安全的产品稍稍高一点的收益率。但是,当贝尔斯登的对冲基金垮台,而且房贷类证券被评级机构调低了评级,ABCP背后的支持资产看起来已经不再那么安全。投资者们停止了购买,这对那些拥有长期低流动性证券的投资基金来说不啻为一场灾难。
2007年7月末,当德国的一家专注于向中型工业企业提供贷款的德国工业银行(IKBDeutscheIndustriebank)所设立的一个SIV无力再延展它的商业票据时,这一问题暴露无遗。德国政府出手干预,组织了一次由银行牵头的达35亿欧元(48亿美元)的救援行动。当我们发现以LIBOR为基础的融资市场日渐收紧,我们开始怀疑欧洲银行的境况是否像它们所宣称的那样良好。
8月6日,随着一家中型房贷机构美国住宅抵押贷款投资公司(AmericanHomeMortgageInvestmentCorporation)因无力卖掉它的商业票据而申请破产,世人的注意力又回到了美国。市场变得越来越躁动不安。当房贷类票据急剧贬值(ABX指数中的这个3A级部分在7月末已经贬值到了面值的45%),当资产支持商业票据再也找不到买家,证券化业务慢慢萎缩,就在同一时间,银行也开始彼此惜贷,推高了LIBOR贷款利率。
部分问题出在这些影子银行市场的特征上:无论是SIV、CDO还是CDO平方,透明度的缺乏使投资者们很难判断这些产品的价值。SIV所持有的4000亿美元的资产或许只有1/3与房贷有关,但投资者们根本没法知道他们所投资的那个SIV到底拥有些什么样的资产。
正如鲍勃·斯蒂尔的那句精辟的评价,这就是金融版的疯牛病:或许只有一小部分牛肉被感染了,但这种病太过可怕,乃至于消费者们开始躲避所有的牛肉。同理,投资者们会躲避一切他们认为已经中了房贷票据之毒的东西。从实务角度上说,这意味着就连那些非常可靠的借款人(比如匹兹堡儿童医院或是新泽西收费公路管理局)也会发现它们往常的融资渠道已经断绝。
不管欧洲中央银行和美联储做何努力,市场一直在无情地愈收愈紧。8月15日,美国最大的住宅抵押贷款放贷机构国民金融公司(CountrywideFinancialCorporation)也陷入了麻烦。这家公司的融资靠的也是一个隐晦难懂的市场——回购市场,在这个市场中,它的借款实际上是有担保的。但突然之间,它的交易伙伴们开始躲避它。次日,公司宣布115亿美元的银行备用信贷即将耗尽,顿时令市场惶恐不安。一星期之后,美国银行向国民金融公司投资20亿美元,换取了相当于公司16%股权的可转换优先股。(美国银行将于2008年1月同意买下国民金融公司。)
8月17日,面对市场的困境,美联储将贴现率调低05个百分点,降至575%,以应对信贷收紧给经济带来的下行风险。作为一个临时性调整,美联储还宣布将银行借款期限的上限调整为30天,而不是通常的1天,直到美联储认为市场流动性已经改善。 投资者们对那些令他们紧张的产品避之唯恐不及(乃至将30天ABCP的当期收益率从7月中旬的528%一路推高到了6%),并开始购入中长期美国国债——地球上最安全的产品。这种典型的“逃向安全资产”(flighttoquality)的现象几乎导致8月21日的4星期短期国债产品遭遇流拍,因为对政府债券的庞大需求令市场的价格发现机制变得太过令人迷惑,乃至于一些经销商为了避免损失而停止了竞价,真可谓是一种讽刺。由于这次拍卖的竞标者太少,收益率暴涨,尽管实际市场需求是相当大的。财政部债务管理办公室主任卡尔锡克·拉马纳坦不得不向全球投资者们保证,问题的起因是需求量过大,而不是需求不足。最终,财政部以475%的贴现率卖掉了320亿美元的4星期国债,足足比前一日的收盘收益率高了接近2个百分点。
次日一早,本·伯南克和我应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克里斯·多德的要求向他通报了市场的状况。似乎是为了他的总统竞选作秀,多德才提出了这一请求。我还是华盛顿的新人,对这一要求有些反感,我对政府资助企业的改革在那一年中的迟滞也感到不快。
本和我前往多德在拉塞尔参议院办公大楼(RussellSenateOfficeBuilding)的办公室,与他讨论了市场状况和住房危机。和蔼可亲的多德当时很友好,但事后却在记者面前批评了我,质疑我是否真的明白次贷问题的重要性。
事实上,我对房贷市场的关注程度要超过这位参议员的想象。一个越来越明显的事实是,住房问题已经与金融系统交织在了一起,一场远比现在要可怕的危机正在酝酿之中。房市的问题纠正得越快,信贷市场的稳定就越快。
此前,总统已经鼓励我赶在国会在劳工节之后返回之前拿出一个解决房产赎回权丧失问题的计划。在8月31日,布什总统又面对面地叫我同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部长阿方索·杰克逊一起带头作出努力,找出那些困苦的房主,帮助他们留住他们的主要居所。作为初始方案,我们宣布扩展联邦住房管理局(FederalHousingAdministration)的一项工程,还提出了一个旨在方便房贷重组的税率计划。
联邦住房管理局的宗旨是尽可能地减少美国人因丧失房产赎回权而遭受的痛苦,同时又不能令那些投机者或是故意不履行还贷义务的人得到便宜。我们知道我们不可能阻止所有的赎回权丧失案例——毕竟美国每年平均有60万套房子丧失赎回权。但我们力求避免那种我们认为可以避免的情况,为此,我们需要帮助那些还愿意继续供房,而且在某种方式的债务重组之后还有基本的经济能力继续供房的人。从操作上说,这意味着与某些持有次级浮动利率房贷的房主们合作,他们是有能力负担初始的低利率水平的,只是第一次利率重设抬高了利率,将月供金额提高到了一个他们负担不起的水平。
复杂的是,我们发现有许多借款人丧失房屋赎回权都是出于一个令人吃惊却又非常简单的原因,那就是他们没有与他们的贷款人沟通。事实上,在住宅抵押贷款被证券化之后,唯一与借款人有沟通的就是那些住宅抵押贷款服务商,也就是负责收集和处理还款的机构。由于害怕丧失房屋赎回权,逾期未还的借款人之中平均只有2%~5%会对服务商们的通知函作出回应,而那些作出回应的人又很难找到正确的人来帮助他们。服务商们无法应付大批借款人重组贷款的要求。
另外,证券化机制也阻碍了房贷的及时重组:因为房主们不再是与一个单一的贷款人打交道。他们的借款已经被切成一个个碎片,分别出售给了世界各地的投资人,令重组程序难上加难。
我要求我的特别助理尼尔·卡什卡里负责解决房屋赎回权丧失的问题。他立刻安排了一系列的会议,包括与贷款人、次贷服务商、咨询机构以及像美国证券化论坛(AmericanSecuritizationForum)和住宅抵押贷款银行家协会(MortgageBankersAssociation)这样的行业顾问机构的会议,目的在于促进各方的沟通,协调各方的行动,以避免那些可以避免的丧失房屋赎回权的悲剧。我对我的团队说,我不希望听到有任何一个完全可以通过债务重组而被拯救的家庭丧失了房屋的赎回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