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开始从贝尔斯登回撤资金的那些公司只不过是想率先脱身。这也正是最近的那些银行挤兑事件的起因。

投资银行明白，一旦它们的偿付能力出现任何疑问，债主们就会以闪电般的速度逃离。这就是为什么一家银行的流动性如此重要的原因。在高盛公司的时候，我们对我们的流动性状况非常关心。我们并没有简单地把流动性定义为传统意义上的“手头现金加上可以迅速变卖的无负担资产”。我们关心的是，在最不利的状况下，有多少钱有可能在一天内消失；如果每一个有权回收资金的人都这么做，我们会短缺多少资金，我们如何才能应对我们的债务。为了确保安全，我们在纽约银行留有一个保险箱，里面装满我们永远也不会投出或借出的债券。在我担任高盛CEO的那个时候，单是这样的现金储备就积累了600亿美元。有了这样的缓冲余地，我才能安然入睡。

这个星期之初，贝尔斯登手中还有大约180亿美元的现金，现在只剩下了2亿美元左右。它不可能满足所有的撤资要求。而且当市场在早晨开盘时，没有一个交易伙伴愿意再借钱给贝尔斯登——而是个个都在撤逃资金。这的确是个坏消息，不仅对贝尔斯登，对每一个与贝尔斯登打交道的机构来说都是如此。

那个晚上我没睡几个小时。此前我从未碰到这样的麻烦，但自此之后，一个又一个的不眠之夜就开始在整个危机过程中困扰我，特别是在9月之后。最困难的那些日子，我往往会在晚上9点半或10点钟才精疲力竭地睡下，但几个小时之后便会醒来，就这样若睡若醒地躺在那里度过漫漫长夜。有时候我的思路在这种时候反而最为清晰，偶尔会爬起来写下些什么。等到报纸于早上6点送达，我可能已经起床一两个小时，往往是在电视机前了解海外市场的动向。

■2008年3月14日，星期五

星期五一早，就在我刚刚剃完胡须，准备去冲个澡的时候，电话响了。鲍勃·斯蒂尔告诉我，凌晨5点左右有一个电话会议。还穿着睡觉时穿的拳击短裤和T恤衫，我轻轻跑上三楼的书房，以免吵醒温蒂。参加会议的有联储的蒂姆·盖特纳、本·伯南克、凯文·沃什、唐·科恩，财政部的托尼·瑞安和鲍勃·斯蒂尔，还有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埃里克·西里（ErikSirri）。一开始我们等了一会儿克里斯·考克斯，他已经在他的办公室里准备就绪，但由于通信问题，他一直没能上线。贝尔斯登的清算银行摩根大通的CEO杰米·戴蒙也连线了几分钟，他介绍了严峻的形势，强调说贝尔斯登的失败将是市场的灾难，关键就是要让贝尔斯登熬到周末。

杰米下线之后，蒂姆提出了他和他的团队想出来的一个可以买来时间的新颖方法。美联储可以借钱给摩根大通，然后由摩根大通借钱给贝尔斯登。要想发挥作用，美联储的贷款必须是不可追索的：贷款将以贝尔斯登提供的担保品为支持，但摩根大通和贝尔斯登都没有还款的义务。

从法律上说，美联储只有在贷款足够安全的情况下才能安排这样的抵押贷款，也就是说，美联储必须确保它遭受损失的概率小之又小。但问题是，如果这笔贷款因任何原因而无法偿还，致使美联储被迫以低于贷款金额的价格出售担保品，那么美联储确实将遭受损失。这样一笔交易对美联储来说将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大胆举动。

所以本也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条件：“只有在财政部提供支持，愿意保护我们不受任何损失的情况下，我才会这么做。”

坦率地说，我并不知道财政部有没有权力、有什么样的权力可以用来保护美联储不受损失，但我已经下定决心要让贝尔斯登熬到周末。回购市场马上就要在早晨7点半左右开盘，我不打算在这个时候找来一大帮律师讨论任何法律细节。  “我愿意做任何事情，”我说，“只要有任何机会避免这场灾难，我们就要抓住它。”

当然，我首先要做的就是下线去征求布什总统的意见，确保他同意这一计划。他的回答是肯定的，我们得到了总统的支持。但这样一来，他也碰到了他的难题。那一天他不仅要在纽约的经济俱乐部发表讲话，还要接见《华尔街日报》的编委会，而这家报纸正是以自由市场观点和对政府干预经济的反对情绪而著称的。

我告诉他不必担心，正在纽约的斯蒂尔很熟悉贝尔斯登的状况，可以在他抵达之后与他会面。我带着那么一点点黑色幽默再次提醒总统：“总统先生，现在您可以把演讲中的那句‘不会去救援谁’拿掉了。”

总统修改了讲稿，当他飞抵纽约的时候，斯蒂尔已经在华尔街直升机场等着他了。斯蒂尔跳上总统专车，在前往中城区的路上向总统汇报了贝尔斯登的最新情况。

我回到电话会议中，告诉大家我们已经得到了总统的支持。随后，蒂姆和我又单独谈了一会儿。我们的救援计划推进得太快了。联邦储备委员会还没有正式批准贷款，我们也还没来得及发布任何声明。但市场即将开盘，我们只能迅速行动。

我们再一次问自己，贝尔斯登一旦覆灭会怎么样。回想1990年的时候，垃圾债券巨头德崇证券（DrexelBurnhamLambert）的覆灭并没有拖垮市场，但那时候的市场并不像现在这样脆弱，那时候的金融机构也不像现在这样彼此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那时候的交易伙伴也更容易辨识。如果贝尔斯登的问题只是它自身的问题，我们或许已经任由它灭亡。但我们知道，贝尔斯登的失败将让其他有类似麻烦的金融机构的命运也画上问号。市场会去寻找下一个牺牲品，然后是再下一个，而整个系统都将蒙上巨大的风险。

从星期五到星期日，我与蒂姆通话不下20多次。我们配合得非常好。在这场大风暴中，蒂姆给我们带来了敏锐的分析头脑和一种冷静、有条不紊和成竹在胸的感觉。他是一个意志坚强而且颇具幽默感的人。但是，尽管我们要依赖美联储的力量来处理贝尔斯登的问题，蒂姆面对的也是一片未知领域，也需要依赖我的市场知识和我对华尔街的熟悉。蒂姆知道我对华尔街CEO们的思考方法、优点和弱点一清二楚。我也知道如何与那些董事会和股东打交道。我知道用短短一个周末的时间在没有尽职调查的情况下买下一家公司会有多么难，也知道害怕失去自己的公司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因为我1994年在高盛的时候曾经有过这样的感觉——那时候，巨额交易损失导致许多被吓坏的合伙人撤走了他们的资金。

蒂姆已经向贝尔斯登的CEO艾伦·施瓦茨解释过政府的计划，但他担心艾伦还没有完全领会这么做的后果。如果没有回报，政府不会拿纳税人的钱去冒险——而在这个计划中，政府的回报就是贝尔斯登的控制权。

“我们得让他明白这一点，汉克，”我记得蒂姆这样说，“你必须清晰有力地向他摊牌。光听我说还不够，他还需要从你嘴里听到这个结果。”

当我联系到艾伦，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焦躁不安，但很明显他已经竭尽全力。我很同情他。他是一个优秀的投资银行家和一个受到高度认可的企业顾问，只是被卷进了一种令他也无所适从的可怕境地。当我拨通他的电话时，他正在与他的董事会开会，那帮董事已经闹翻了天。

“艾伦，”我对他说，“你们现在由政府控制。唯一一个其他选择就是破产。”

“蒂姆也是这么说的，”他说，“接到你的电话我很紧张，我还以为规则要变了。不用担心。我懂你的意思。”

早上接近9点的时候，摩根大通宣布将与美联储合作向贝尔斯登提供贷款，初始期限为28天。但公告中并没有指明贷款的具体金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