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几乎从来不用讲话稿，写下几个要点和两三段准备使用的关键措辞对我来说就足够了。但是，面对很快就要召开的一个与各大银行CEO的电话会议，我知道我必须小心谨慎——我无权命令这些银行家做任何事情。但我也必须阐明，如果他们从贝尔斯登那里抽走资金，这家投行就熬不过星期五那一天。我告诉他们，我知道他们都负有信托责任，但现在的局势非同寻常，政府也采取了史无前例的措施。

“你们的监管部门已经协力拿出了一个解决方案。我们要求你们以一种负责任的方式行事。”我说，“我们这儿的所有人都在思考这个系统。我们的目标是让贝尔斯登继续经营，继续偿债。”

银行家们围绕联储的紧急支援措施问了大量的问题。蒂姆和我让杰米·戴蒙回答了大部分问题。银行家们都很紧张，但很明显得到了些许安慰，这让我松了一口气，相信贝尔斯登可以熬过那一天。

一开始，贝尔斯登的股票有所反弹，但没过多久，市场便再度走弱。在那个上午，贝尔斯登的股价狂跌近乎一半，收在30美元以下。整个大盘也急剧下挫，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接近300点。那一天，美元也跌到了1欧元兑156美元的新低，金价则飙升到了每盎司1009美元的新高。

即使有摩根大通和美联储作为后盾，贝尔斯登的生存能力依然遭受怀疑。它的客户仍在逃离，令它的资金储备进一步枯竭。我们必须在周日晚之前完成一笔交易，不能等到亚洲市场开盘，否则银行挤兑风潮会波及全球。

当天下午，在一个有关我们的房市计划的会议上，我问尼尔·卡什卡里他周末是否有时间，因为我们在贝尔斯登的问题上可能会需要帮助。尼尔说：“我觉得我去纽约比跟你一起待在华盛顿更有用。”

我同意他的说法，但在他动身之前我对他调侃说：“我让你去做的是你完全没有资格去做的事，但我只有你可以用了。”我可以随意这样奚落尼尔，因为他是一个极富才华和自信的人。

“谢谢了。”他笑着说。

我在下午4点半给杰米·戴蒙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我们必须在周末之前完成交易。自信、魅力十足、机智敏锐的杰米是一个很有分寸的人，他既可以是一位强硬的商人，也懂得什么时候应该为大局着想而收敛他的竞争本能。他深得董事会的信任，这使他可以快速作出决策并坚持他的决策。他说他的团队会尽可能快地行动，但他也很聪明地没有对我作出任何承诺。

布什总统已经完成纽约的演讲返回了华盛顿，要求我们立即向他汇报贝尔斯登的情况。摩根大通打算什么时候买下这家公司？他问。我告诉他我不知道，但我强调这个周末必须有所进展，不然我们会有大麻烦。

在纽约，蒂姆·盖特纳也忧心日增。在与施瓦茨交谈过之后，他担心这位贝尔斯登的CEO还没有意识到这一天所发生的事情已经令他的公司危如累卵，我们必须争分夺秒。他说，施瓦茨仍然抱有一种幻想，满以为他还有一个月的时间来出售他的公司。

蒂姆建议我和他再次致电施瓦茨。“我们两人一起找他会有更大的影响力。”他说。我们于下午6点半左右拨通了施瓦茨的电话，告诉他我们必须加快行动的速度。

“为什么我们没有更多的时间了？”艾伦问。

“因为你的公司再也撑不下去了，”我解释说，“它会烟消云散。如果你在这个周末之前还达不成什么交易，你连任何可以用来借款的抵押品都剩不下了。”

在这个艰难的电话之后，蒂姆和我都知道那个晚上已经没有其他可以做的事情。我们约定次日一早再谈。

那天晚上，温迪和我前往国家地理协会（NationalGeographicSociety）观看了《上帝鸟》（TheLordGodBird），一部有关象牙啄木鸟的精彩的纪录片——由于这种美丽的鸟常常让人发出“上帝！”的感叹，上帝鸟的名字由此而得。换作平常，我一定会乐在其中，但那一天，我满脑子想的都是贝尔斯登的事。每次有某个国家地理协会的朋友向我们走过来，我都对他们恍恍然视若无睹。这令温迪非常不快。

“我知道你压力很大，”她说，“但这不是对人不礼貌的借口。”

“我对每个人都很礼貌。”我反驳说。

“你除了一个‘嗨’之外就没有对他们说过任何话。”

我向她道了歉，然后说了这样一句话：“我担心的是这个世界会四分五裂！”

■2008年3月15日，星期六

在又一个辗转不安的夜晚之后，我在星期六早晨醒来，仍然满心焦虑地考虑着如何才能在周末之前为贝尔斯登的困境找到一个解决方案。我接到的第一个电话来自接替我出任高盛CEO的劳埃德·布兰克芬。这个意料之外的电话令我紧张万分。自我加入财政部以来，这是劳埃德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将电话打到我的家中。劳埃德跟我一起分析了市场形势，以一种典型的严谨而又非常全面的方式概括了时局，但我听得出他声音中的恐惧。他的结论非常悲观。

市场期待贝尔斯登被拯救。如果到头来没有拯救行动，立刻便会天下大乱，先是从周日晚间的亚洲开始，继而蔓延到星期一的伦敦和纽约。不难想象道指创纪录地狂跌1000点的惨状。

我很快拨通了蒂姆·盖特纳的电话，与他再度讨论了我们当天的计划。我们必须为贝尔斯登找到一个买家，而摩根大通绝对是我们最好的候选人。我们决定把一整天都用在与杰米·戴蒙和艾伦·施瓦茨的沟通上，力促他们确保自己的董事会积极推进这件事，获得所有他们所需要的信息，以便在周日下午之前完成交易。

在通常情况下，我更愿意选择多个竞标者，至少表面上制造一点竞争的迹象。但我不认为世界上还存在另外一个愿意买下贝尔斯登的人——更别说在36个小时之内就买下了。不过，我们确实考虑了每一个可能的选择。

蒂姆询问了私募股权投资人克里斯·弗劳尔斯，他曾表达过对贝尔斯登的兴趣。我与克里斯已经相识多年。在自立门户之前，他曾在高盛负责金融机构银行业务。但我知道以弗劳尔斯公司的资产负债状况来看，他并没有必要做这样一笔交易，所以我告诉蒂姆，与弗劳尔斯公司接触是浪费时间。德意志银行北美业务主管塞思·沃（SethWaugh）也曾表达过一些兴趣。我说我会联系德意志银行的CEO乔·阿克曼，但我也指出，根据我在过去7个月中与他的多次交谈，我怀疑他是否真的对贝尔斯登有任何兴趣。乔自己的问题已经够多的了。

出生于瑞士的阿克曼是我所认识的最直率的人之一，他是一个充满竞争精神的人，一向善于利用他在对手们身上发现的弱点。当我拨通他的手机，他正走在纽约的麦迪逊大道上。一如既往，他的回答直率到了家。

“买贝尔斯登？这是这个世界上我最不爱做的一件事！”他喊道。他还说他对资助贝尔斯登也没有兴趣。目前为止他的资金状况尚可，而且他一直是个良好的企业公民，但他已经不能再这么做了。接下来他问我，德意志银行凭什么要跟一家美国的投资银行做生意。

这不是有竞争精神的话，而是有点草木皆兵的味道，我对听到这样的悲观论调感到吃惊。我告诉他不必为其他的美国投资银行担心，我们要解决的只是贝尔斯登的问题。

尼尔·卡什卡里一遍遍地穿梭于隔街相望的摩根大通和贝尔斯登的办公室之间，随时向我通报摩根大通的尽职调查情况。纽约的团队为了促成这笔交易而独自埋头苦干，我则频繁地通过电话与他们联系。我也不断与业内人士沟通以协调各方的步伐。正出差在外的雷曼兄弟CEO迪克·富尔德从印度的一家机场给我打回了电话。他担心自己的公司也会出问题，问我情况是否已经严重到了需要他返回美国的程度。

“如果是我，现在绝不会待在国外。”我这样对他说。

他问我是否能帮他弄到飞越俄罗斯领空的权力。我说我没有这样的能力，但再次强调他应该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