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股东们否决了它（指的是这项交易），而我们仍在像你要求的这样负责任地做事，那该怎么办？”花旗集团CEO维克拉姆·潘迪特问，“政府会补偿我们的损失吗？”

这个问题绝对切中要害，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无论是杰米·戴蒙还是参会的其他任何一个人都没有心情听到这样的问题。

“如果这个公司完蛋了，花旗会怎么样？”杰米不客气地说，“我已经站出来了。你为什么还要问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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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摩根大通的介入，贝尔斯登的流动性（和偿付能力）不再是问题。星期天晚上的亚洲市场遭遇了抛售狂潮，但星期一的伦敦和纽约市场保持了稳定。

但是，尽管曾经耳闻乔·阿克曼星期六给我的那种直言不讳的警告，我还是低估了市场近来对美国投资银行信心丧失的严重程度，特别是欧洲市场。我已经要求国际事务副部长戴维·麦考密克致电欧洲各国财政部的人，通报贝尔斯登拯救行动和美国市场的强劲反应。但在星期一的晚上，戴维请我出面来打这些电话，因为他发现欧洲人已经吓坏了。星期二，我与欧洲的几位财政部长通了电话，包括英国的阿里斯泰尔·达林、法国的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和德国的佩尔·施泰因布吕克（PeerSteinbr　ck）。我解释了我们的行动，请求他们给予支持。

这次沟通的结果真的让我颇为吃惊。坦率地说，我曾经对某些欧洲银行的消极态度感到失望，满心希望我的欧洲同僚们能够鼓励他们的银行变得更积极一些。但现在我发现，他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他们对贝尔斯登事件感到震惊，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当然，这一交易在美国也饱受争议。尽管有许多评论者认为这是一个足以拯救金融系统的大胆壮举，但也有同样多的人认为这是不可容忍的，是道德风险酿成恶果的一个明显的例子。他们认为我们应该任由贝尔斯登倒闭。这一阵营中不乏要人，其中一个是参议员理查德·谢尔比，他认为这一举动开了一个“恶劣的先河”。

公平地说，我能理解我的批评者们的观点。原则上说，我与他们一样也不愿意拿纳税的人钱去冒险拯救一家让自己陷于困境的银行。但我的市场经验告诉我（而且我始终相信我的看法是正确的），金融系统所面临的风险太大了。我相信我们已经做到了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可以说我们低估了贝尔斯登危机爆发的速度，但我们却很快地认识到了我们的法定权力在危机处理中的不足之处。在接下来的一周中，我们加倍努力地完成了我们计划在月底推出的新立法蓝图的设计。

但围绕拯救行动的争论并不是问题的关键。无论舆论是褒还是贬，我们的交易实际上尚未完成。我们所宣布的交易之所以一开始不为市场所接受，是因为市场需要确定性，而且是急切地需要。

但到头来，一切还是归结到了价格问题。许多贝尔斯登的股东（这家公司有大约1/3的股份是由员工持有的）被每股2美元的价格激怒了，他们认为这样的报价纯属趁火打劫。毕竟，贝尔斯登的股价在2007年1月份的时候还曾高达近173美元，这样算的话，股东们损失了数十亿美元。我对他们感到同情，也能理解他们的愤怒。但从另一方面看，这个公司之所以还有一点价值可谈，唯一的原因就是政府愿意出面拯救它。

总体来看，市场中的交易者和金融媒体的许多评论者都认为这一价格太低了。在星期一，贝尔斯登的股价达到了481美元——比摩根大通2美元的报价高一倍还多，这是因为市场预期摩根大通将不得不提高报价以确保交易的完成。

这倒是制造了真正的不确定性，对任何人都不是件好事。对贝尔斯登，对摩根大通，对正在稳定下来的市场来说，都不是件好事。道琼斯指数在星期二暴涨420点，对金融企业的信用保险价格急剧下降：贝尔斯登的CDS从星期五的772个基点下跌至星期二的391个基点，雷曼的CDS从451个基点下跌至310个基点，摩根士丹利则从338下降至226。我们当然并不想回到上一周那样的狂乱喧嚣。  可以理解，摩根大通想尽可能快地完成交易。只要还存在不确定性，贝尔斯登的客户们就会继续离它而去，从而降低这次收购的价值。显而易见，如果有世界上的其他银行或是投资银行可以任意选择，哪一个一级交易客户或是其他客户还愿意留在贝尔斯登的身边？

临近周末的时候，这笔交易看起来已经面临破裂风险。杰米在3月21日的那个星期五与艾伦·施瓦茨交谈过之后，开始担心贝尔斯登可能会去寻找另外一个买家，将摩根大通置于两难境地。由于担心股东们真的会投票否决他的报价，杰米希望能想办法锁定足够多的票数，保证投票通过。

星期五下午，我在我的办公室与蒂姆·盖特纳、鲍勃·斯蒂尔、尼尔·卡什卡里和鲍勃·霍伊特开了一个电话会议。我们都很紧张。我们知道这笔交易还远不到板上钉钉的时候，但除了完成它，我们别无选择。

关键在于传达确定性信息。摩根大通可以提高报价，但必须让市场相信，在价格提高的情况下，贝尔斯登的股东们无法再次阻挠交易以便得寸进尺地索要更高的报价。

用更多的甜头来求得股东们的认可是有道理的，但这也让我想到了另外一个主意。“我们还应该试着为政府再多争取一些东西。”我对蒂姆说。

他同意我的看法，并指出我们已经掌握了一些可以利用的优势。“他们没法改变这个交易，除非我们让他们改变，”蒂姆说，“我们的承诺是基于整个交易的。”

“或许现在我们可以让摩根大通在没有政府支持的情况下来接收所有的房贷资产。”我建议。

但蒂姆和我都无法说服杰米接受这一点。不过他也同意，如果说贝尔斯登的股东能得到更高的报价，而且摩根大通的股价也受收购消息的刺激而上涨，那么政府同样应该得到更多的好处。

现在，问题变成了如何提高美国政府的利益。我们反反复复地进行了大量的讨论来决定我们是否应该去分享可能的收益——如果我们能持有那些房贷资产的权益，那么一旦这些资产的出售价格高于它们的评估价值，我们就能分享收益。但每一个人最终都明白了一点：讨论如何去为纳税人防范可能的损失才是更为审慎的做法。于是摩根大通同意，如果政府所持有的贝尔斯登资产发生了损失，那么头10亿美元的损失由摩根大通来承担。

同时，双方的律师们也重新设计了交易结构，以便让摩根大通得到它所需要的确定性，并让贝尔斯登的股东们得到更高的价格。作为协议的一部分，摩根大通将以它的部分股份换取贝尔斯登新发行的股份，最终持有贝尔斯登略低于40%的股权。这一安排已经差不多可以保证交易的成功。

股票置换的关键在于价格。到星期日，摩根大通已经准备好向贝尔斯登的股东们报出每股10美元的价格。当我听说蒂姆已经同意了8~10美元的报价区间，我本希望找到他，对他说：“不要超过8美元。”

但本·伯南克说：“何必这么在意，汉克？8美元和10美元又有什么区别？我们需要的是确定性。”

我意识到他是对的。对一家被政府救了一条命的公司来说，让股东们获得太高的报酬确实会开创一个不恰当的先例，但我知道，完成这笔交易是至关重要的。贝尔斯登的状况在过去的一周里不断恶化，已经构成了对整个金融系统的威胁。于是我给杰米·戴蒙打了电话，祝愿他大功告成。最终，贝尔斯登的股东们在5月29日以压倒性的优势投票批准了每股10美元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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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贝尔斯登的这个惊魂周末，我已经读遍了所有当时的报纸报道和近期出版的相关书籍。但其中没有一个真正把握住了我们与时间赛跑的那种紧迫性，也没有一个真正把握住了这样一个事实：能有摩根大通这样一个买家，而且能让它同意在交易结束之前通过担保贝尔斯登的交易负债来保护公司的经济价值，我们是多么幸运。我们知道我们必须卖掉贝尔斯登，因为政府无权直接向一家投资银行注资来确保它的偿付能力。由于我们只有一个买家，而且尽职调查的时间寥寥无几，我们没有什么谈判优势。在整个过程中，市场始终在试探我们的底牌。客户和交易伙伴准备逃离；如果我们无所作为，贝尔斯登将要土崩瓦解。而且，尽管有许多人认为杰米·戴蒙捡了个大便宜，但贝尔斯登的交易一直到最后一刻都充满了变数。

我们在贝尔斯登的事件中得到了很多教训，而这些教训，无一不令我们胆战心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