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大钧道：“委座亲自签署，任命张自忠为军政部中将部附。”

张自忠立正听完钱大钧宣读的委任状，敬了一个军礼，双手接过委任状。

钱大钧和张自忠握手：“祝贺你，荩忱兄。”

张自忠抑制住内心的激动：“谢谢！谢谢钱兄的照顾。”

钱大钧道：“委座对你很关心，他让我转告你，可以接见记者，发表南来感怀，籍以平反当日舆情的冲动。”

张自忠很是激动，对钱大钧道：“委座这样宽宏大德，我只有战死才能报答。”

军政部隶属行政院，并由军事委员会兼领，是国民党的军事行政机构，主管全军的编制装备、军需补给、兵工兵役等事宜。何应钦任部长、陈诚、曹浩森任次长。部附一职，低于副职，有如助理，虽名位不低，但并不承担实际责任，是一个挂名闲差。

尽管如此，这个任命仍给张自忠以不小的安慰，总算从中看到了一线前景。

从9月到10月，张自忠在南京，经历着他人生最为艰难、痛苦的一段人生历程。五十九军全体将士，亟盼张自忠归队，在张长期不归的情况下，一些将士产生急燥情绪，军心动荡，代理军长李文田因张迟迟不能归队，也想正式就任军长，但又惧怕众将士不服，因而想另谋他法，四处活动。

五十九[军出现了危机。

五十二

李文田想拉走五十九军的情况，黄维纲、刘振三将情况秘密地向宋哲元作了报告。宋哲元闻之大惊，当即电黄、刘，要他们防范李的行动，并告诉他们一定要掌握好队伍。现在正积极设法使张自忠早日归队。

李文田的行动，使五十九军广大官兵极为反感，他们更加急切地盼望张自忠归来。

为了给南京方面施加压力，五十九军竞然闹起独立来，黄维纲、刘振三两个师长和李致远、董升堂、张宗衡等将领共同议定，拒绝任何人调动，声言非张自忠亲来不可，甚至连宋哲元的命令也拒绝执行。

在这同时，他们还联名要求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鹿钟麟给蒋介石去电，要求准予张自忠回五十九军。

10月下旬，宋哲元从泰山回到大名总部，见五十九军怠命拒不听从指挥，只好采用分而治之的办法，直接给各个旅单独下达命令，让各部过黄河入冀南作战，结果全军五个旅有四个旅不听调动，只有黄维纲师长拗不过宋哲元的情面，免强带了一个旅过了黄河，但过河以后也因官兵闹情绪而未继续前进。

同时，五十九军各部都派人到南京打听消息，并且和张自忠联系，有的人甚至主张把张自忠直接接回部队，领导抗战。

还是张自忠得知部队的情况后，对各部队来的人都分别一一叮嘱，要他们一定要服从军令，严守纪律，努力抗战，不要意气用事，要以大局为重。并且告诉大家：“委员长待我很好，你们不要担心，我现在有过……我的冤枉，只有一拼与死，拿真实的战绩，才能洗白干净。你们象目前这样闹下去，对我反而不好。只要有可能，我会回来和弟兄们共同杀敌。”

张自忠的话，五十九军各部才改变了态度，过黄河参加了反攻邢台的战斗。

蒋介石本意是不想让张自忠回五十九军。关于五十九军军长的人选，开始他打算让秦德纯担任。秦德纯有自知之明，他晓得，五十九军这支队伍，是张自忠创建的，与张自忠的渊源极深，从两位师长黄维纲、刘振三和旅长李致远、张宗衡、董升堂、李金镇、朱寿芳、祁光远等以及团长们都是张自忠一手训练的。只有张自忠是带好这支队伍最好的人选，所以坚持不就。蒋介石叫副总谋长白崇禧就此事听听各方面的意见，也趋向于主张让张自忠重返五十九军。

11月12日，中国第一大都市上海沦陷。国民党军向西溃退，日军分兵两路跟踪追击，直逼中国首都南京。

早在淞沪会战后期，蒋介石即预感南京不保，因而决定迁都重庆。

11月20日，国民政府正式发表了迁都宣言，但鉴于重庆地处西南一隅，交通及通讯联络十分不便，为了方便抗战指挥起见，大部份军政核心机构暂迁至汉口办公。

随着枪炮声日益临近，南京军政机关纷纷向汉口迁移，到12月上旬，第一集团军驻京办事处开始搬迁，张自忠也乘搬迁专列去了武汉。

由南京西去武汉不通铁路，需北上徐州，再沿陇海路西行至郑州，然后南下才能到汉口。

车抵郑州时，曾任天津市财政局长，时任第一集团军驻郑州办事处处长的傅正舜，早已等候在车站迎接张自忠，并将张到郑州的消息报告了新乡总部的宋哲元。

宋非常高兴，立即派车接张到新乡晤面。

张自忠渴望与昔日的袍泽弟兄们见面，但是考虑到没有得到蒋介石的允准，故表示不便前往。

宋哲元复派邓哲熙专程敦请，并答应由他代陈蒋介石，请张不要顾虑，张自忠这才上了汽车。

到了新乡，张自忠受到宋哲元和总部全体官兵的热情欢迎。

五十九军得到消息，也立即派代表到总部和他见面。

宋哲元这次和张自忠见面，对张自忠道：“荩忱，从委座让你担任军政部部附看，他和中央对你不会再作任何处分。我们许多人，都在为你归队在尽最大努力，希望你也不要灰心，我相信一定能够成功的。你就放心先到汉口住些时日，最近，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要来新乡，对你归队的事，我会找他详细谈谈，请他在委座面前作作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