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张自忠每战必亲临前线，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那就是他从平津以来，就抱着但求一死，以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以死来报答国家、民族、长官；以死来唤起广大军民的抗战激情。

张自忠从重归五十九军以来，几乎每战必捷。作为装备劣陋的五十九军，最初并没被那些“眼高于顶”的“大日本皇军”的将领们看上眼。可是，张自忠的平日练兵有素，作为高级将领，打起仗来能生死置之度外，所以尽管他的兵力、装备都处于劣势，但却成为敌人最可怕的对手。

傲慢的板垣征四郎在临沂瞧不起张自忠，结果是损兵折将，元气大伤，自己也被撤职。此次随枣会战，冈村宁次也没有把注意力放在这个“杂牌”军将领身上，对他没有“打起眼”，到头来同样吃了霉头。

久而久之，日军官兵也渐渐领教了这位张某人的厉害。于是，他作为一个不好对付的敌手让日本人又恨又怕又尊敬他。张自忠甚至被他们冠以“现代关公”、“活关公”的称号。把他和三国时的关羽相提并论了。

在五十九军中，三十八师是主力，也是张自忠手中的一张王牌，三十八师师长黄维纲，也是张自忠手中的一张王牌，历次战斗，他都所至有功，表现不凡。这次随枣战役，指挥三十八师田家集大捷，开右翼兵团胜利之先河，功不可没。

这一时期，还发生了两件对于三十三集团军来说，应该是相当重大的问题。

徐州突围以后，张自忠鉴于中下级军官伤亡很大，这对军队的素质极为不利，为此，在驻马店成立了二十七军团（五十九军）干部训练团，用以培养初级军官。团长是张自忠兼任，董升堂任副团长，教育长由张克侠兼任。

张克侠是中共地下党员，早在1929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干训团成立后，他暗中与叶剑英联系，请中共派遣政治教官和代招一些学生来，以求改进干部的政治素质。

1938年8月初，郑岩平（绍文）、曹荻秋奉命带领在武汉考取的60名学员到达驻马店。其后，又有中共党员宣谛之、张公干、魏岳云和由延安派出的一些教员，陆续来到干训团。于是干训团成了中共地下党在张自忠部的主要活动基地。

这里的进步政治教育，扩大了中共的影响，学员们的思想活跃，爱国热情高涨。

潢川战役期间，张克侠作为参谋长赴前线协助张自忠指挥作战，干训团暂留驻马店，由副团长董升堂主管。董升堂是宁都起义领导人董振堂之弟，但他的政治立场与乃兄迥异，他认为干训团进行的政治教育是宣传共产主义，对团体不利，于是趁张克侠不在的机会，致电张自忠说干训团有异党活动。

张自忠在前线接到来电，即复电令其清理。董升堂便将郑、曹二人抓起来，并对张克侠介绍来的政治教官逐个进行审查，以“公开宣传赤化，目无法纪”的罪名，呈请张自忠严加惩办。

张自忠接到报告，没有加以制止，也未同意严惩，只批示：“除名离团，不追究责任。”

干训团清党事件后，部分学员不满董升堂的反共态度，集体投奔延安。这使张克侠十分被动。虽然他处事谨慎，从未暴露自己身分，但也引起一些人注意。

随枣战役告捷，蒋介石派来慰问团，参谋长张克侠招待慰问团时，对慰问团长讲述了部队存在的一些问题，着重讲了中央对这个部队使用的多，整训少；伤亡大，补充的少。部队日暂削弱。以三十八师为例，原来是甲种师，后来改为乙种师，又改为丙种师，这一师编掉三个团，减少了二分之一的战斗力。

这本是事实，也是从抗日有利着想，但有人却把这些说成是对国民政府不满。总部二处的军统特务向蒋介石告了密。蒋介石认为情况严重，决定除掉张克侠。

蒋介石召张自忠到重庆议事，对张说：“张参谋长负有重要责任，对军队的训练、作战、保密各方面大有关系，应以忠诚之心报效国家才对，相反的还参加异党，心怀叵测，应予从重处分。”

张自忠解释说：“张克侠正直忠诚，认真负责，深谋远虑，卓有见解，是不可多得的谋略人才，在军事方面有独到之处，对五十九军作战谋划大有贡献。因他太重理智，不重情感，言行方面不同流合污，所以有人对他不满，就造出一些流言蜚语中伤，说他的坏话。”张自忠看了一眼蒋介石，见蒋介石尚无不满之色，便接着说道：“既然有人在委座面前告状，我看可不可以调动一下职务，以观后效呢？”

蒋介石想了一下道：“好吧，你打算如何调动呢？”

张自忠道：“那就让张克侠到干训团，专任教育长，让李文田接任参谋长一职如何？”

蒋介石道：“那就按你的意见办吧？”

在张自忠部队将领中，除张克侠外，还有一位中共党员，便是七十七军一七九师师长何基沣。卢沟桥事变坚决抗战的何基沣，平津失守后，国民党军一再退让。何基沣愤闷痛苦，对国民党极度失望，为了寻找救国的道路，他渴望了解共产党。

1937年，他在汉口经人引荐，见到了周恩来、董必武，于次年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到了延安，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并曾与朱德、刘少奇、林伯渠等中共领导人见了面，在这里他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如愿以偿地被批准为中共特别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