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大多数生物疯狂的繁育周期，我们人类的繁衍显得颇为平静。人类一直是从很小的基数上发展起来的。在这个热闹的星球上，即便是最近，我们也会轻易地忘记人类的数目有多么少：1 000年以前，世界人口数和现在的美国人口数相当；在最后一个冰河世纪末期，世界人口数差不多等于底特律市的人口总数。通过DNA证据推断，7万年前，世界总人口仅有2 000人，其中约500人勇敢地从东非出发，去世界各地寻找生计。我们都是那一小群人的后代，或者是他们后代的后代；我们的祖先就像皇室一样近亲繁殖。算一算就知道了：如果你考虑一下至少有多少位祖先的话（父母辈的为2人，祖父母辈的为4人，以此类推），并将此数目和人类过去的总人口数相比较，你就会发现在最近的30代人里，或者说少于1 000年之前，你的230个祖先是世界人口数的3倍还多―所以从统计学的角度可以肯定，那个时代的任何一个人都是你的祖先。我们不仅仅是一个人类大家庭，而且是征服者威廉的后裔。如果你跟作者本人一样是蓝眼睛的话，那么你和我们很可能共同拥有一位1万年前居住在黑海附近的祖先：你好，同胞！

汇总上述想法，我们会清晰地发现，过去的7万年虽然年代久远，但身体上的进化却不过是一刹那的事情。在那个时代，野生哺乳动物的各个物种可能已经灭绝，没有一个新物种出现，或发生重大变化。宴会厅后面赤身裸体的人们可能看起来比你我矮小粗壮，但是他们在基因（包括决定大脑结构和基因的功能）上与我们无异。尽管我们外表迥异，但和他们使用的是同一套感知工具，拥有同样的本能和信仰。对他们奏效的功能，我们仍然也有―不管现在是否依然奏效。

除了统计学所表明的时间和变化方面的局限，还有什么使人类的连续性如此明显？嗯，无论人们过去的经验是什么，一些基本的行为学假设超越了地球种族或文化的鸿沟。当巴布亚岛弗勒（fore）部落人看到加利福尼亚人的几张照片（分别表达的是快乐、恐惧、惊讶或厌恶）时，他们尽管惊讶于照片这种新事物，但仍然能够精确地把握这张古怪苍白的娃娃脸所传达的感情。仪态（无论是威胁，还是欢迎）都是全球通用的。我们在类似的场合因为类似的目的唱歌跳舞―拜神、社区联谊、鼓舞战争士气以及向女孩施展魅力。就更深层次而言，人类的恐惧揭示了各种文化下共有的本能。你会想，为什么爱尔兰人怕蛇呢？为什么澳大利亚人对蜘蛛非常警惕，但对同样有毒的鸭嘴兽就不会那么谨慎？对高度、封闭空间、流血、传染病和陌生男人的恐惧是人类所共有的。所有这些似乎都是对潜在的致命威胁的进化性适应。毕竟，财富青睐的是勇者，惩罚的是莽者。

我们和穴居人的相同之处还细微地表现在对待死亡的态度上。在现代的西方，我们不跟孩子们探讨死亡，不仅仅是因为不想让他们难过，更是因为如今的家庭规模变小，寿命延长，死亡率比以前要少多了。我们不希望孩子了解死亡的种种习俗，但他们似乎天生就洞察关于捕食者捕猎的一切。孩子到3岁能够独自记忆时，会准确地描述出捕食者潜进、袭击、猎杀、吃猎物的顺序，而不添加任何幻想和故事情节。他们还会告诉你，一旦被捕食者猎杀，猎物就死了，不能再动了，永远地死去不能复活。《芝麻街》（Sesame Street）并没有告诉孩子们这些―这些是人类生而知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