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冷冷地看我。我却忽然嘿嘿地笑，笑声清脆。

他已端来热水，沾湿了毛巾擦拭妻子身上的血迹。妻子光滑雪白的大腿处还留着一堆散发热气的污物。他捧起来扔到外头的雪地里，再铲上了几锨雪。做完这些，给妻子盖上被子，掖好被角，接着再清洗地上和炕上的血迹。一脸盆的黑红色的血水泼在雪白的院子里。雪渐渐融化，与血融为一体。

他们的亲生儿子没了，后来我爷爷说是因为我父亲捡了我。

我的母亲后来告诉我的父亲，说那天晚上他走之后她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了一把刀狠狠地插进了她的小腹，然后她看见一股白气悠悠地从私处跑出来，又悠悠地穿过门缝，跟在他的背后到山坳后边去了。我父亲当然不信。可是为什么他走时她还好好的，怎么捡了我回来后肚子里的孩子就只剩下一地的血水呢？

可是他们还是把我一口一口地养大了。父亲说，就当是老天爷看咱可怜给补上的吧。

看来我是不应该来到这个地方的，只因为他们的孩子忽然没了，我成了候补儿子。

他回到了老家，领着妻子，抱着儿子。

我的母亲时常唠叨，这是一个祸害啊。这句话在我七岁那年又一次得到证实。

七岁。小学一年级。在这个贫瘠山区的学校简直不能叫学校。一间茅草屋，到处漏雨。粗糙石头垒起的墙，墙上糊上黄泥巴。土坷垃地面。没有院墙，更别说篮球架。没有黑板，用锅底灰蘸着水刷了一面墙。没有粉笔，用黄土块写字。没有桌椅，小学生上课要在自己家里带着板凳，板凳上放唯一的两本传了好几个年级的破旧卷边的书。没有钱买书，只好反复地用上一级的。那时候经常有这样的情况，一家兄妹七个上一年级用的是同一本书。最后已经烂得不敢用手拿了，一触就散，还是照样用，只好一直把它放在凳子上，只是因为下面还有一个才三岁的弟弟上学时要读。我还没有那么的可怜，我的那本三十二开的语文书只有我的哥哥用过。他只是翻了一半，就被父亲赶着下地割草爬山种地了。而我的大姐却连一天学也没有上过。

那是一九八七年夏天，中国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到处高楼耸立，到处人声沸腾。然而在这里，没有一点改革的声音，没有见到一批扶贫的队伍。这里的老百姓还过着靠天倚土的日子。只要老天爷发脾气，土地再不争气，他们就只能唉声叹气，毫无办法。

就像我的父亲那样，年轻时指望地，老了就指望儿子孝顺了。

我每天清晨都抱着家里的小板凳，去那个破旧的屋子上课。进屋随便找个地方盘腿坐在地上，小凳子放在身前，上面端端正正地放着课本。跟着台上的老师念，a——o——e——

在破屋后面是打谷场，是我们课后经常耍的地方。

那一次玩捉迷藏，四五个穿着破衣烂衫浑身打满补丁的孩子欢快地围着地瓜秧垛子转悠。欢声笑语，那么的畅快，那么的自由，那么的无虑。我当时绝对不会想到那些日子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候，从那以后再也不会有了。尽管后来我有了亿万身家。我衣食有人伺候，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可我还是不再那样畅快。天是那么的蓝，我们在下面如小鹿一样欢快地跑。

午后的阳光照疼了我的眼，我围着垛子寻找藏起来的伙伴。最终我看见了他，他弯着腰躲在一个草垛子下面。我猫着腰缓缓走到他的背后。他只顾着看前面奔跑的孩子，竟没有注意到我。我走近了，扮着鬼脸，双手猛地向前一推。我只是猛地向前一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