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先生是这样的一个人，高高的个子，带着一副眼镜，看似随意的衣着其实是精心选择的，也很正常，高干出身的家庭，本人又是社科院的研究员，举止之间总会带有些精英的特色。

还在上世纪80年代，于先生就是京城著名的人物了。精英自然有精英的见识。于先生又是学哲学的，虽然还没有出过国门，但西方的那些文学和哲学大师们已经成了他熟悉的朋友，因此他有了使命感。他不仅为自己也为中国人寻求着未来之路，而这路，所有的人就觉得是在西方。

于先生在北京有一套不大不小的公寓，正好够他用来做一个沙龙。正如他只读经典著作一样，他也只和他认为优秀的人交往。那真是意气风发的沙龙啊，人们喝着酒，谈着文化，听着歌剧，弹着钢琴，于先生妙语连珠，语不惊人誓不休的样子。有时候沙龙里也来些外国人，大都是些记者，或某国的文化官员，他们吸着飘着煤灰粉尘的北京的空气，那些蓝眼睛、高鼻梁让沙龙有了国际化的意味，于先生的声誉越发地响亮了，跨越国境地响着，他几乎算得上是个代表着中国未来的人。

有一天于先生被国家某部门的官员找了去，官员很和气地问，那些外国人都在你哪里做什么 他们都关心什么样的问题。于先生傲然地说，我们听柴可夫斯基，谈论什么是G大调。不过官员也不能说柴可夫斯基和G大调有什么不对，何况马克思也说过全世界的无产者要团结起来，几个外国人说不定也是无产者的一部分呢。

然而，于先生终于还是决定走了，他要去的地方是巴黎。临行前朋友们在一起喝酒，于先生带着一种和自己的过去告别的激动。于先生对自己灵魂的高贵性能在巴黎找到归属丝毫也不怀疑。他在遥远的北京想起巴黎时就像想起自己的一个朋友，这么多年来，通过翻译后的文字他已经读了那么多关于法国的书，从萨特的哲学到雨果的小说，他还看了那么多关于法国的电影、戏剧，他对普契尼的歌剧《卡门》几乎烂熟于心，从理论和抽象的意义上来说，他想他已经掌握了法国：一个真正的革命的发源地，一个民主而文明的国家。

这样的离开，几乎带有历史性的意义，于先生的女朋友甚至专门去了次美容院。那个时代粗陋的美容技术也没有吓着她，她带着令人恐怖的浓重的眼线去了巴黎。他们几乎想呼喊一声：巴黎，我们来了!

最开始时于先生写信给国内的朋友，说巴黎的空气多么自由，文化多么灿烂，绘画多么杰出。于先生将巴黎大小的博物馆都看遍了，他像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一样和他能接触到的各种派别的人见面，讨论一些中国未来的事情。但是不久之后，于先生的政治理想就不得不面对生存的现实。他发现在巴黎这个自由而美丽的大都市，仅靠一个中国人的政治热情是活不下去的。

于先生给朋友的信越来越少了，他和所有漂洋过海的中国人一样不得不为生计操劳。于先生在郊区的商业中心开了一家服装店，卖一些从中国进口过来的丝绸服装。在时装之都的巴黎，于先生的中国服装看上去老派而土气，只是因为便宜的价格，时装店仍然可以吸引一些住在郊区的中下层顾客。很多时候，于先生就待在他的店里，捧着一本厚厚的哲学书，他仍然在读福科和海德格尔，有客人进店的时候他放下书沉默地等待着一笔生意。店里的客人，以移民到法国的非洲人、阿尔及利亚人为主，这些人和于先生一样都是这个国家的非主流人群，于先生难过地发现，即使是这些人，都说着一口比他流利许多的法语。

语言的障碍让于先生彻底地萎缩了。他曾经的精彩，是要通过语言这个载体来传达的。他的智慧和深刻，被法语堵在了内心，成为一堆愈积愈大的暗影。在所有的顾客眼里，他仅仅是个缄言的忧郁的普通中国人，和那些在十三区的中国餐厅、中国超市、中国干洗店的中国人一样，做着自己本分安静的小营生，赚着一份生活。

过了一些时间，中国的国门打开了，于先生曾经的一些朋友陆续地开始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