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例，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一下飞机，傅聪往前来接机的车里一钻，什么话都没说。

后来在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市长的帮助之下，傅雷和傅聪终于通上了信。在信中傅雷一再提醒傅聪应该怎么做人。所以傅聪在英国那么多年，从来没有说过一句不利于祖国的话，也从来没有做过一件不利于祖国的事。我去文化部采访时，文化部有关朋友拿出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的批示给我看。胡耀邦在批示里肯定了傅聪的这些，尤其提到傅聪在英国多年没有说过一句不利于祖国的话，没有做过一件不利于祖国的事。傅聪是在特殊情况下出走的。究竟如何评价他的出走，那是另外一回事情。只是他在那种情况下提出了做人的“三原则”，是和傅雷在家书中的谆谆教诲分不开的。所以，《傅雷家书》也可以说是本爱国主义教材。傅雷在家书中说：“首先要做人，才能做音乐家。”他非常强调“德”。“德艺双馨”，“德”字摆在第一位。

傅聪多次在信中提到弥拉。弥拉是著名小提琴家梅纽因的女儿，和傅聪共同生活了十年。后来我问傅聪为什么和弥拉分手，他说毕竟她是英国人，东西方的差距太大了。傅聪也说起过他的第二次婚姻，和一位韩国女子。傅聪形容这次婚姻是“来的匆忙，走的迅速”。他和那名韩国女子认识之后很快结合了，但共同生活了三个月就分开了。他现在的夫人叫卓一龙，也是一位钢琴家。我去过卓一龙的老家采访，到过鼓浪屿。卓一龙出生在鼓浪屿的钢琴世家。在鼓浪屿我曾经采访过著名钢琴家殷承宗的老家，发现他的家和卓家只是一墙之隔。

亲自做傅聪工作，让他毫无顾虑地回来的人是吴祖强先生，他是前几天刚刚去世的著名戏剧家、作家吴祖光先生的弟弟。吴祖强先生当时是中央音乐学院的院长。他去英国的时候看望过傅聪。傅聪和吴祖强很谈得来。吴祖强年轻时留学苏联。他是在傅聪到苏联演出时认识傅聪的，同时还有李德伦。1957年傅聪归国度假，卷入到挨批判的漩涡里去。原来，傅聪在整风鸣放期间，很积极，给李德伦写了信，李德伦觉得傅聪说得对说得好，于是到处把傅聪的信给人看，这样，在北京音乐界学生中李德伦是第一号，吴祖强是第二号，本来严良?是第三号，结果傅聪回来了，就成了第三号挨批对象了！后来，傅聪差一点出不去，最后是夏衍保了他，才又回波兰学习的。

1978年吴祖强率领中国艺术考察团去英国，出去前吴就向上面打了报告，准备与傅聪接触。所以吴到英国与傅聪接触，不是个人的行为。

吴祖强到了英国伦敦，要与傅聪见面，傅聪当然不会回避。两个人在伦敦谈得很晚很晚，吴祖强送傅聪出门时问他是不是开车来的。傅聪说：“我不会开车，但我有车。我的夫人会开车。她一直在下面车里等我。”吴祖强这才知道，他和傅聪谈了整整一个晚上，傅聪夫人就在楼下等了一个晚上！

那次谈话之后，傅聪很强烈地希望能够回到故乡上海。那时上海市作家协会、上海市文联正要给傅雷夫妇开追悼会平反，也很希望能够借此机会让傅聪回来。吴祖强按当时的办事程序，要傅聪给邓小平同志写封信，说是小平同志作个批示，傅聪就可以回国了。傅聪后来对我说：“我平时写过很多很多信，但就是这封信，我提起笔又放下，始终不知道给邓小平同志的信该怎么去写。”由于当时吴祖强说如果想回国的话，必须写这封信。于是傅聪好不容易把信写好，交由吴祖强带回给小平同志。小平同志作了个批示，同意他回来。傅聪就这样回到了上海。

傅聪第一次回来只有短短的十天，但这十天又是那么的难忘。上海江苏路的房子早就易主；出国有父母相送，回来时却父母双亡。傅聪在那段时间非常激动。他出席了追悼会。追悼会结束时，他捧着父母的骨灰盒，傅敏捧着父母的照片，一起前往龙华烈士墓安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