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艺术造诣是极为深厚的，对无论古今中外的文学、绘画、音乐各个领域，都有极渊博的知识。他青年时代在法国学习的专科是艺术理论，回国以后曾从事过美术考古和美术教学的工作，但时间都非常短促，总是与流俗的气氛格格不能相入，无法与人共事，每次都在半途中绝裾而去，不能展其所长，于是最后给自己选择了闭门译述的事业。

这是傅雷挚友楼适夷在论及傅雷人生道路时说的一段话。

确实如此。我在公安部门查到一张傅雷亲笔填写的履历表，上面只有这么几行简略的文字，写明他曾担任过的公职：

1931 1933：在“上海美专”教书(美术史)。

1935：曾在前“古物保管会”往洛阳考察龙门石刻。

1939：曾任前国立艺专教务主任(在昆明，二个月即辞职)。

1945：曾与周煦良合编《新语半月刊》(二个月)。

仅仅如此而已。他的一生，是在书斋中度过。

傅雷的毕生劳绩，便是把法国文坛巨匠罗曼 罗兰、巴尔扎克、伏尔德、梅里美的名著，介绍给广大的中国读者。

据在傅雷先生家工作多年的保姆周菊娣告诉我：傅雷先生每天早上八点起床，九点到十二点半工作，下午两点又坐到书桌前，七点才吃晚饭。晚间看书、写信至夜深。

那么多年，他一直如此辛勤地笔耕。如果中国知识界要推举劳动模范，傅雷是当之无愧的。（图64）

他曾说：

“一般人常常只看到别人的收获，而看不到别人的艰苦。”

“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

译者“要以艺术修养为根本：无敏感之心灵，无热烈之同情，无适当之鉴赏能力，无相当之社会经验，无充分之常识(即所谓杂学)，势难彻底理解原作，即或理解，亦难能深切领悟。”

“鄙人对自己译文从未满意 传神云云，谈何容易!年岁经验愈增，对原作体会愈深，而传神愈感不足。”

“翻译工作要做得好，必须一改再改三改四改。”

“文字总难一劳永逸，完美无疵，当时自认为满意者，事后仍会发现不妥”。

傅雷，以“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为座右铭，以极其严肃的态度从事文学翻译。（图63）

解放前，他译过托尔斯泰传，可是解放后不愿再版。他说：“我看过托尔斯泰几部作品呢 我不该这样轻率从事的。”虽然这本传记的作者是罗曼 罗兰，他极为熟悉。

他在动手翻译之前，总是把原著看过四五遍，弄懂弄通了，领会其中的神韵、风格了，这才开译。

遇上不懂的地方，他从不敷衍，从不马虎。他往往写信向法国友人请教，弄明白了才往稿纸上写。

“《高老头》还是在抗战时期译的，1952年已重译一遍，这次(指1963年 引者注)是第三次大修改了。”

感人至深的是他译罗曼 罗兰的《约翰 克利斯朵夫》，长达百万言，他从1936年开译，到1939年译毕，花费三年功夫。50年代初，他竟又花费近两年时间重译这部名著!

人们常把写作笑称为“爬格子”。像傅雷这样把百万字译作推倒重译，重“爬”一百万个“格子”，谈何容易!那是在稿纸上进行的一次艰辛的长征，何况当时他正肺病复发，体力不支!

1985年6月在北京举办的“傅雷家书墨迹展”，展出了傅雷所译巴尔扎克《都尔的本堂神甫》原稿。傅雷三易其稿，三部手稿一起展出。透过那一页页端端正正的墨迹，观众们如晤其人 文如其人，人如其文。 （图14）

学贯中西，文学、美术、音乐、外语“四位一体”。傅雷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吱，吱，”他常常在困倦时在烟斗里装上板烟。在他的宽大的写字台上，烟灰缸总是放在右前方，而砚台则放在左前方，中间放着印着“疾风迅雨楼”字样的直行稿纸，左边是法文原著，右边是法汉辞典。他总是这样井然有序地在桌上“布阵”，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