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亲笔填写的履历表：

1952年起任上海作家协会理事。

1955 1957年：曾任市政协委员。

1957年：曾任上海作协书记处书记。

紧接着，是一行用辛酸的泪水写成的文字 “1958年4月，上海作协整风，结论为右派分子。”

“左”的灾祸，终于降临在傅雷的头上。

1958年4月30日下午，傅雷前脚跨出家门，后脚就不打算再回来了!

他面孔清癯，双眼布满血丝，默默地步入“批判大会”会场。

多么不可思议的1957年；

他是《文汇报》的社外编委。1957年元旦，他在《文汇报》上发表的《闲话新年》，语调是乐观的。

3月4日，他作为特邀代表，赴京列席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此次会议，是党内外人士一起参加的破天荒第一次。 我们党外人士大都畅所欲言，毫无顾忌，倒是党内人还有些胆小。”

5月初，在邵荃麟的动员下，他出任上海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

然而，在1957年那不平常的夏天，形势急转。

7月6日，傅雷还在《文汇报》上发表《识别右派分子之不易》那样的文章。一个多月后，8月22日，上海的报纸便点了傅雷的名字。

8月24日，上海的《文汇报》、《解放日报》都刊载文章，批判傅雷。《文汇报》上的大字标题为《市政协大辩论进入高潮傅雷“中间路线”思想 受到批判》。

8月26日，《文汇报》上《批判错误思想，准备反击右派 政协座谈会旁听侧写》一文，醒目报道傅雷在市政协再度受批判的情况。会上，傅雷“他自认为是一个有糊涂思想的普通人民，属于中间分子”。会上的“批判”调门却很高，指责傅雷“亲美”、“反苏”。

12月23日，傅雷夫人在写给傅聪的信上说：“作协批判爸爸的会，一共开了十次，前后作了三次检查， 人也瘦了许多，常常失眠，掉了七磅。工作停顿，这对他最是痛苦，因为心不定。 五个月来，爸爸痛苦，我也跟着不安，也瘦了四磅。 爸爸做人，一向心直口快，从来不知 提防 二字，而且大小事情一律认真对付，不怕暴露思想，这次的教训可太大太深了。”

刘海粟和傅雷同成“右派”。他如此回忆当年情景：

我这个人好说话，口无遮拦，不顾上下左右的“人际关系”，狂士之言，在某种不正常的政治气候里，便成为悖逆之词。所以我被戴上“帽子”，可以说是“咎由自取”。

傅雷却与我不同，他不会信口开河，更不会任意得罪人，他的毛病是清高、孤傲、不随和。

不管上面谁提出的问题，在他没认识之前，决不苟同。他于是成为不能被领导和不能合作者，受到冷遇。一次，文教科技界的鸣放会要我参与主持，我就拉了傅雷去。当时发言的有周谷城、苏步青等。傅雷是第六个发言，他是个诚实的君子，对党一片赤诚，讲了一些肝胆相照的话，毫无私心。我发言，就是反对在院系调整中不从实际出发的任意搬迁(引者注：指当时要把华东艺术专科学校从上海迁往西安)。傅雷又接我的话再次发言，支持我的观点。

结果我和他都成了“右派”。傅雷因我而被戴上“帽子”，我感到非常歉疚、遗憾。

就这样，短短一年间，傅雷从党的宣传工作会议特邀代表、上海作协新任书记处书记，一下子跌为上海“中间路线”的代表人物。右派分子的帽子已经在傅雷头顶上盘旋，仿佛随时都可能降落在他头上。

就在这个时候，上海文艺界一位好心的领导石西民，找傅雷谈话。他想“保”傅雷过关，暗示傅雷把“检讨”的调子唱得高一点，承认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哪怕是说“实质上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也行，以求得“认识深刻”，免戴帽子。

“检讨一下，过一下 关 吧，反正检讨是不花钱的!”石西民这样“启发”傅雷。

不料，傅雷冷冷地说：“没有廉价的检讨。人格比任何东西都可贵!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