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和谐的因素并非存在遥远的前方，而是存在于整个历史进程中。和谐世界的发展，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我们过去的世界和谐，只是较为低级的和谐，只是某些方面的和谐。我们未来的和谐，将是更为高级、更为全面的和谐。当今世界的和谐理念之所以得到较为普遍的认可，我们现在之所以拥有如此和谐的基础和局面，源于历史的长期发展和长期斗争。

西方有一个传统，就是强调人与人应该保持和谐的传统。这种传统不仅体现在他们的神学教义里，还存在于他们的哲学理想中。基督教要求它的信徒，要与大家保持良好的关系，强调“天下皆兄弟”。古希腊大哲学家柏拉图则希望在世俗世界也建立起这样的信念，建立起同样的制度，也就是当时的贵族式的民主制度。他继承了老师苏格拉底的许多理想，也教给了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许多实现社会和谐的道理。他当时之所以创作《理想国》，很大原因在于他想通过这种方式来赢得某种政治上的进步。他认为支持政治的不应该是投机，而应该是原则，他把政治的未来寄托于哲学家。但在他看来，人还是存在着等级之分，存在贵族与平民之分，当然还存在着奴隶与奴隶主之分。那些贵族天生就要搞政治，只是要仁慈，要公平，要正义。这种理念后来被亚里士多德所接受并发展。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似乎出现了某种具有倾向的思考方式和对于世界的认知。他认为，各种生物生下来都是有目的的，老鼠为什么会存在，是因为有猫。事情就是这样一目了然。但无论如何，这个世界存在着某种秩序，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也需要某种秩序，这是那个时代对于和谐的最为朴素的认识。这可以被视为早期民主的萌芽。

在贵族与平民之间，在奴隶与奴隶主之间，似乎没有其他阶层可以过多地选择。“老鼠生来是老鼠，猫生来是猫”的时代一直持续到工业化初期。工业化的出现，为许多人增添了另外的选择，使他们可以摆脱父母和家族的势力范围而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经济上的独立使得以往控制他们的力量变得可有可无。这时，思想界也开始活跃起来，因为人们要思考新的世界，思考新的未来，思考他们应该如何适应新的环境。在这一时期，出现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还有查尔斯·狄更斯的《远大前程》。达尔文于1831年12月27日开始了他的环球考察，历时五年得到的最终结论，就是生物可以在适应环境中得到进化，也就是生物存在着适应环境的能力，并获得某种可遗传的特征。这与其说是科学研究的结果，毋宁说是他自己的经历。他自幼不喜欢父母对于他的职业安排，结果他在学习医学、学习当牧师的过程中都半途而废。不过，他没有坚决表达自己不愿意接受父亲安排的想法，而是在父亲安排的学校中，在远离家庭的监管下，不断逃学。他非常清楚，如果不按照父亲的要求去学习，他就断了自己的财路；但如果按照父亲的要求，他又没有任何兴趣。后来他结识了植物学家亨斯洛，是亨斯洛把他推荐给那艘“小猎犬”号考察船的。而查尔斯·狄更斯也相信环境对于人的影响和改变，他在《远大前程》中塑造的皮普，就是这样一个随着环境而变化的人。在这本著作的创作过程中，美国爆发了举世瞩目的南北战争，这一战争表明人还可以改变生存环境，改变自己的命运，尽管是以暴力的方式加以改变：战争爆发的第二年，林肯发表了《解放奴隶宣言》，长期以来处于底层的奴隶得以解放。一百年之后，这个宣言演变成众所周知的美国民权运动，而这一民权运动的重要领袖马丁·路德·金，发表了与解放宣言有着同样重要意义的演讲《我有一个梦》。接着，这个重要讲演激励了一个时年两周岁的黑人，这个黑人就是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

那时，人们已经意识到，贵族不是天生从事政治的，人的身份也不是天生的，老鼠生来不仅是为了被猫吃的。平民也可以从政，也可以制定社会制度和参与社会活动。奴隶也可以拥有自由。人不仅可以适应环境，而且可以改变环境。人不仅在被动地实践着适者生存、生物进化，而且还主动地认识着世界、改造着世界。这样，一位新的哲学家提出了类似的看法，“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而提出这个看法的人，就是注定要影响人类几个世纪的马克思。而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的一个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就曾经感叹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