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和谐相处的种子不仅存在于现实世界，也存在于人们的愿望中。它是人心所向。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猫和老鼠》、《喜羊羊和灰太狼》那样受人喜爱。

和谐的环境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改变。在解决人的基本权力，也就是自由权之后，人的生存权利或者说是温饱权利，也开始提上议事日程，而社会保障作为一个重要的应对措施，也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工业化的到来，开始把人们的视线从农村转向城市。一个新生阶层——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开始受到关注。早在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已经注意到伴随着工业化大生产而带来的工人生活状况急剧下降的问题，已经注意到这种与社会进步不和谐的现象将会导致更深刻的社会变革。由于缺乏相应的社会保障，工人阶级在工业化初期面临着较为严峻的生存困境。虽然早在17世纪初期已经出现了济贫法案，但它主要是通过教会实施，面积较小而且缺乏保障，对于19世纪的工人阶级几乎没有什么帮助。这导致了20世纪众所周知的更为激进的社会保障改革，要求把全面的社会保障纳入政府的整个计划。这种现象并非英国所特有，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都面临过相似的问题。

到了20世纪，虽然在社会保障方面有了较大的改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内阶级斗争压力却因外部环境的变化而没有真正地减弱，这与世界战争有关，也与相应的经济环境的恶化有关。这些国家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而在两次大战之间，还经历了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这种危机的隐患甚至穿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并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演变为众所周知的滞胀现象，导致了英国、法国和美国更为激烈的经济结构调整。

这次金融危机再次把人们的视线拉回社会主义曾经坚信的计划之中。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要求更加全面有效的计划来规范，而美国自从里根政府开始实行的放任政策，最终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显露出它致命的弱点，政府宏观调控的职能被再次重视。

而经济领域最为重要的和谐——政府调控与市场运作的和谐，起源于对经济运行内在规律的认识。

人们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存在着这样的信念：经济自身发展存在着内在的和谐，减少对它的过度干预，可能更加有利于它自身的运行。早在18世纪中叶，亚当·斯密就已经明确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当时，他目睹了资本主义产业革命的盛况，看到了自由市场的繁荣，体会到了“看不见的手”的力量，从而在那时就已经奏响了自由主义的序曲。商品、原料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与之共同运动的还有劳工和资本。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为了开辟欧洲本土的殖民地，德国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自然立即招致其他欧洲国家的反对，因为几百年来还没有任何一个欧洲国家试图在欧洲本土扩张领地。战争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自由经济的衰退。许多国家重新提高了关税，建立起贸易保护壁垒。

由于国际市场的收缩，许多国家不得不把目光转向本土，但是这毕竟与先前的世界市场不同，以往在世界市场上建立起来的国际分工秩序被打破，与这种国际分工相连的专业技术和工艺也因为缺乏市场的支持而衰退了。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出现了经济衰退，英国、德国和法国都卷了进去。到了1929年，美国也由于股市崩溃而进入了衰退的行列。各个国家都在试图寻找办法，首先解决本国面临的经济萧条和失业问题，创造就业成为政府的重要任务。

然而，这时的经济学界仍然是自由主义的世界，经济学家像以往一样，仍然信奉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所信奉的教义，认为世界本来存在着自然的和谐，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掌握着一切，经济会自动修复自己。但是，经济自动修复的速度远远超出了人们的忍耐限度，有些国家甚至看不到经济自动修复的迹象。人们迫切需要对自由市场进行干预，迫切期待另外一种平衡的力量，也就是政府调控的力量。这时，有一位巨匠拿出了干预的秘方，即凯恩斯提出了赤字政策。他认为，通过扩大财政赤字，可以扩大就业，从而增加创新活动，而创新活动能够增加社会产品，获得更多的收入，这些更多的收入可以补偿早些时候的政府赤字，实现财政预算的跨年度平衡，使经济进行良性循环。虽然这违反了传统的年度内财政预算平衡的原则，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人们已经别无选择。政府希望通过这一理论改变经济格局，走出经济谷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