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证明，凯恩斯的理论是成功的。它成为英国和美国复苏经济的指导思想，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它已经成为成功对付经济衰退的主要武器。政府为了消灭经济衰退，大量增加财政赤字，大量印制钞票，通货膨胀在所难免。但在当时，通货膨胀是实现充分就业和经济复苏必须付出的代价或成本。人们相信，一旦投入的资金能够取得回报，通货膨胀不是问题。既然如此，增加投入、增加钞票也不是问题，英国政府和美国政府都大量增加货币投放，对于通货膨胀视而不见。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人们突然发现，不但经济没有复苏，通货膨胀也成为更大的敌人。因为货币贬值使许多中产阶级也进入了贫困的行列，更有甚者，英国的累进税把原先达不到大公司规模的企业也纳入了更高的税收体系中，因为这些小公司和个人商贩的货币收入达到了大公司的纳税范围。此时许多政府明显意识到，比经济衰退更大的敌人是通货膨胀。因为按照货币主义者弗里德曼的观点，是货币发行量过大打乱了经济自身的活动规律，政府当局的首要任务不是扩大财政支出，而是控制货币发行量，以把经济活动纳入正常轨道。当初人们为了增加就业、复苏经济，宁愿付出通货膨胀的代价，如今人们宁愿付出失业的代价来解决通货膨胀问题。这就导致了撒切尔、科尔和里根政府的经济改革。事实证明，人们宁愿忍受很高的失业率，只要有个较好的长期结果。从凯恩斯主义到货币主义，是自由主义的又一次进步，因为财政赤字是由政府控制的，它没有任何可以参照的发行标准，是政府意志的自由，但却是经济本身的不自由。货币发行量同样也是由政府控制的，但这里存在着一个必须参照的发行标准，超过了这个标准就会出现通货膨胀。这样，凯恩斯政策仿佛是行驶在高速公路上的汽车，驾驶员可以按照自由的意图到达自己想到的地方，而货币主义政策则是行驶在大海中的航船，船长虽然有自己的目的地，但它必须适应大海的风向和浪潮，确保不被大海吞没。在凯恩斯政策那里，政府可以通过扩大开支创造就业；而在货币主义政策那里，政府只能通过创造良好条件发展企业，而由企业创造就业机会。

显然，这是对于马克思所理解的自由主义的一个回归，因为马克思与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一样，是主张经济自由的。所不同的是，马克思同时强调了政府的合理干预。他认为社会的发展包括经济的发展，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人们发挥主观能动性，只有在认识规律、利用规律的前提下才是可能的。

这次金融危机的来临，各国政府把加强国家之间宏观政策的协作作为应对金融危机的重要举措和经验，表明人们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世界和谐的高度来思考和行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