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对于马克思来讲，社会秩序来自于以上的论述。地位带来强权，强权又带来便于特权延续的秩序。强权还产生了对文化的控制，包括对一个人的思想、价值观和行为规范等的控制。

这样，就有两位观点不同但都承认社会结构和文化对于社会秩序的重要性的社会思想者。对于涂尔干来讲，结构意味着深刻的相互依赖；对于马克思来讲，结构使得少数人控制和压迫多数人变得可能。涂尔干告诉我们文化指我们在思想、价值观和行为规范上相似--我们形成一种共识，而且它在我们中间建立秩序。马克思把文化当作一种可以规范阶级、控制群众，并使其强而有力的重要方式。

还有更多的内容超出了马克思与涂尔干的描述。社会结构使人们分布于社会中的特定地位上，它控制着每一个个体--包括上层阶级以及那些握有政治权力的人。人们开始知道如何去思考和行动，因为他们被社会模式置于特定地位上，进行了适当的社会化并被控制着。另外，文化通过使它变得易于人们交流和理解他人，最终在组织化的生活中促成合作，而在局部建立起秩序。

社会越轨

确保对于组织的完全顺从是不可能的，这也从来不会是人们所热衷的事情。社会需要思考者，而不是机器人；解决问题的人，而不是梦游者；具有创造性和自我管制的人，而不是简单的顺从者。每一个人都可能偶尔打破已建立的规则，而且有些人会打破存在了很长时间的规则。作为孩子，我们学着去试探成人：我们扭曲他们的规则，他们扭转回来，我们有时还会重新试探。在现实生活中，每一件事都是动态的，而且包含了冲突。

问题经常是："个性在多大程度上被认可？""对于规则的扭曲在多大程度上被容忍？"美国人重视个性，然而我们有自己的限制，当然，政府也会有。每一个社会组织都会划定界线，并将消极的社会控制施加于那些超出界线的人。高中生承认存在一些确定的可接受的衣着和围绕同龄人的行动的方式；超出界限的人都是讨厌的、不酷的和怪异的。我们宣布一些人有精神疾病；我们将某些人视作罪犯而加以惩罚。哪里存在社会模式，哪里就会有不可接受的、被当作"不道德"、"有病"、"非自然"或者"反社会"的人。

越轨是社会学家用于指代由社会定义的，且超出了它的维护者可接受范围的行为。越轨事实上是由社会、由对一定行动的反应所带来的，它不是指那些做出这些行为的行动者。社会的规则和条例创造了越轨与否的界限；对于过分个人主义的感知使人们变得足以失望到将某些人或事定义为越轨。埃里希·古德将越轨定义如下：

借助越轨，我只想表示一件事情：在一个社会里，一些人发现的攻击性的和能激发--或者如果被发现，将会被激发--那些人的非难、惩罚、谴责，或者敌意的行为 它基于某些人的评判。它并不是简单的行为，而是以确定方式评价的行为。

（Goode，1978，2425）

古德用同性恋的例子解释他的观点。同性恋越轨了吗？许多人将它视作一种疾病、某种"非自然"的事情、某种本身就是越轨的事情，而不是因为我们说它是，它就是。但是古德始终坚持他的定义。它是越轨的，仅仅是因为我们对于它的反应，以及它违背了某些我们对所信任的重要事物的信仰（1978，376-377）。

给某事贴上越轨的标签就是尝试着对人行使社会控制。那样的标签污蔑个人，并试图去抑制那样的行为。标签化也可以对人进行社会化：偏离人们的接受范围就意味着你在很大程度上为社会所不容。

不是所有的个体都会被谴责。不是所有偏离的人都会被惩罚。所有的社会都是选择性的。那些被惩罚的人大多是试图通过他们的行为来威胁我们的人。革命行为威胁有权阶级，非法行为威胁着那些认为法律对他们的财富非常重要的人，"怪异的"邪教威胁着那些以一个更加传统的方式认识上帝和生命的人，而淫乱的性欲则威胁着我们中的那些将更传统的方式视作健康的和道德的方式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