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改革的“创举”，国资委从成立的第一天开始，就面临地位不清、职能模糊的尴尬。按照《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国资委?代表国务院履行出资人职责、负责监督管理企业国有资产的直属特设机构。分解一下，这里有两层意思：“履行出资人职责”就是当国有企业的“老板”，而“监督管理企业国有资产”则是行使“婆婆”职能。因此，《条例》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国资委“老板＋婆婆”的职能。然而，出资人是市场概念，监管者是政府行政管理概念，“老板”与“婆婆”容易出现角色冲突，所以《条例》对国资委的定位本身就存在矛盾。多年来，国资委一直在企业出资人和行政监管者两种角色之间摇摆不定。

国资委成立的初衷是解决国有资产所有者缺位问题，因此，国资委首先承担的应该是国有企业的“老板”的职能，即行使“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出资人权利。具体来说，包括股权投资与转让、企业改制，以及向企业委派董事、监事等工作，相当于行使《公司法》上公司股东的权利。

然而，由于企业经营的好坏最终由股东承担，因此，几乎所有企业的“老板”都会有当“婆婆”的冲动，这种情况在私营企业也很普遍，甚至更加突出，其表现形式是“老板”越过股东的权利边界，直接干涉企业具体的经营管理活动，甚至直接占有、处分企业的财产。比如

说，企业要投资某个项目，股东认为风险太大，他们便会站出来干预，或者“下发文件”直接阻止投资该项目。而按照现代公司治理机制，股东只能通过股东会决议或者委派董事、监事来实现自己的意志。股东如果认为企业投资不当，只能通过股东会、董事会的决议来否决该项目，或者通过建立投资项目的审批制度，或者通过董事会改聘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等方式，间接影响企业具体的投资行为，否则，就是侵害企业的自主经营权和法人财产权。对于国资委来说，作为中央企业的唯一出资人，通过董事会制度行使出资人权利，以董事会作为国资委与企业之间的接口，是管理国有资产科学有效的方法。然而，当时的中央企业，大多数是按《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注册、实行总经理负责制的非公司制企业，它们大多数连公司制的“三会”（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治理框架都不存在，更谈不上发挥董事会的职能。

李荣融说，“如果不能建立董事会，国资委‘婆婆’的帽子永远也甩不掉。”在这个背景下，国资委当“婆婆”似乎有更合理的借口，于是，它在“与所出资企业共同完成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任务”的过程中，行政色彩逐渐浓厚，加大了对企业的直接干预，工作的重心向行政性监管倾斜，例如，亲自为国有企业招聘高级管理人员，直接管控?央企业三级子公司的财务，国资委与所出资企业的关系逐步发展成上下级之间的行政领导关系，就连“指导”地方国资改革，最后也成为直接管理地方国资委具体工作，出现“大出资人”管“小出资人”现象。

尽管李荣融也一再强调国资委不能把企业管死，属于企业的权限，决不能去干预。但实际上，国资委越过“老板”的边界当“婆婆”，是不可避免的事情，而且整个过程几乎是不知不觉的，因为国资委还一直认为自己只不过是在“加强与完善出资人的权利”，这点与民营老板的思维没什么区别。比如，国资委曾经为自己的“婆婆情结”这样辩解：“国资委对企业是管理经营，是内部的监管，并不是外界所说的那种外围‘监管’，就像银监会、工商、税务、审计等部门的那种行业监管。国资委的重要职能是保值增值，就好比企业的‘老板’，是出资人对自己资产的监管，更多地体现在经营方面。”

至此，国资委完全承担了“老板+婆婆”的角色，社会普遍认为，国资委成立之后，比原来经贸委那样的“婆婆”还更像“婆婆”。

国资委不断膨胀的权力，对财政部、发改委等相关政府机构的现有地位构成新的挑战，也严重地威胁了国有企业高层的利益，此外，国企的大肆扩张还激起了民营企业家的?满。在这种背景下，近年来，各种利益群体以及专家学者声讨国资委的呼声不断。

曾有政府官员认为，“国资委既是政府机构，又是事业单位，还要搞经营管理，难免政企不分；同时作为181家国有特大型企业的大股东，具有任命董事长、监事长、总经理甚至财务总监的权力，权力过于集中。”

某位立法专家说，“有的国有企业遇到问题后往往由国资委出面向检察院、法院、证监会、保监会去说情，或者采取行政干预手段保护国有企业，长期下去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发展和健全。”

某位央企负责人抱怨，“国资委的组成人员?大部分来自政府机关和国企，属于官员系列。他们既缺乏市场运作的经验，也缺乏市场运作的动机。向政府机构演化，获得更大的权利，正是他们乐于做的。”

某位外资银行高管表示，“它管的不但是真金白银的国有资产，而且还是一个既有行政权又有巨大资产实力的官商一体的超级公司。”

上述这些声音经常公开于各种媒体，反映了社会相关利益群体对国资委的态度，削减国资委的权力成为各方共识。

面对社会的广泛质疑，李荣融只能哀叹，“国资委活没少干，气没少受。”他说，“目前，社会上有议论，认为国资委管得太多”，“国资委作为国有企业的婆婆仅仅是一个过渡。这个过渡期，我不想当婆婆，也要叫我当婆婆”。

人们不知道这个“过渡期”还有多久，但国资委的定位问题却一直是《国资法》争议的焦点，也是《国资法》难产的主要原因之一。

经过长期的争论与博弈，酝酿1年之久的《企业国有资产法》终于出台了，该部法律最大的亮点之一就是削减了国资委的权力，将国资委定位为做“干净”的出资人，只当“老板”，不再当“婆婆”。该法要求国资委不得干预出资企业的自主经营，“管资产与管人、管事相结合”被重新诠释，即国资委只能通过董事会间接行?这些职能。于是有人认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已经名不副实，因为国资委不再具有“监督管理”职能，它应改名为“国有资产经营委员会”。外界普遍认同对国资委新的定位，表明国资委被削权是众望所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