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军乡勇的“反文革”情意结

《投名状》把清兵一切动机演绎为“抢钱、抢粮、抢娘们”，口号响亮，这固然涵盖了事实的部分，但始终解释不了何以也有乡勇自愿从相对和平的后方走来从军，因为电影的清军领袖“陈公”等都没有硬销任何信念，须知理念、名教在清末还是很有市场的。真正的“陈公”类人物自然是湘军头目曾国藩，他的最成功之处，就是定位自己为“保护名教”的使者，以儒家抗衡太平天国前期的基督教精神向心力，从而回避了自己身为汉人何以侍奉满人的尴尬。

太平军因教主洪秀全数次科举落第，认为是奇耻大辱，故刻意贬低孔子，士兵在战争期间推倒孔子像，连关帝像也被开膛挖腹，令不少乡绅义愤填膺，这和清兵的兵源不绝大有关系。后来石达开、李秀成等人弹性处理信仰问题，不管洪秀全在天京做什么上帝传话的梦，都在管辖范围内下令礼待乡绅、不强搞土改、尊重民间信仰。他被清军俘虏后，也坦白表示对洪秀全“一味靠天”大不以为然，但为时已晚，大错已铸成了。

“文革”期间，红卫兵对孔子大批特批，将他当作封建大毒草，更将孔子像开膛挖腹，一切何其相似，其实早在洪秀全时代已被预演了一次。此外，太平天国亦盛行刨坟扬尸的行为，一来是为了破除儒家系统或封建迷信，所以他们规定要裸尸裹布地薄葬，连天王死后亦如是，这自然并非基督教教义，倒像波斯拜火教或《倚天屠龙记》明教的作风。二来太平军有“环保”思想，提倡古人棺木可“废物利用”来修筑城墙。如此大规模挖古坟的疯狂行动，在“文革”期间又见重现。

“武斗”之余，在“文斗”方面，太平天国的官方文书可谓错漏百出。由于农民领袖们的错别字已够多，而官方又天天搞新的忌讳，即使不错也看成了错。在正式官函和洪天王的“天诗”里，竟夹杂不少广东和客家口语，例如什么“东王功劳咁大”、“做乜咁”，与香港人萨斯（SARS）期间的“千祈千祈要祷告”，或质问洋人的“尔人拜上帝、拜耶稣咁久”等似曾相识。当然，广东话是中国方言之一，在民国时代几乎被投票成为国语，但将之变成文字，起码连文法也未成型。天国的官制亦混乱不堪，高级官员排场大得惊人，人人身穿黄袍，每个王侯都有自己的编制，冗员数目应是古往今来第一，“宰相”一职居然每地都有数千，变成了秘书一类劳动性工作，令局外人和局中人都觉儿戏。后期的封王更滥，据说封了2700多个王（这数字似有水分），连为天王府当杂工的董金泉也得封梦王。

太平天国京城、王宫只是荔园、宋城

《投名状》无疑做了不少历史资料搜集，但始终难以凸显时代的真实，原因是真正的太平天国硬景，拍出来只能变成喜剧，而且还是王晶式的80年代港产喜剧。从电影可见，就算太平天国治下百姓要挨饿，其首领总部的派头还是挺讲究，“天京”的气派亦俨然一国之都，那支太平军更是阵容齐整得出奇。电视剧《太平天国》刻画的“小天堂”，更是一片金碧辉煌。但只要我们通过亲历太平天国的各类洋人的笔记，就会发现这个政权的一切建设毫无国家风范，和步入衰败的清朝相比，还要相形见绌得多。例如洪秀全的王宫只是以廉价镀金装饰，在汗水、雨水和闲杂人等的腐蚀下，早就成了一片令人想起排泄物的黑黄。宫内绘上的龙画工粗糙，不久就剩下一团邪恶的黑影。王宫四周满布剩余的建筑材料，地上痰渍处处。

那些太平天国新贵们出巡时又极爱穿金戴银，特别是俗不可耐的阿婆式金银手镯，暴发味道浓厚，却又坚持老农式赤脚生活（因此《投名状》中苏州守将的赤脚造型是真实的），有时又穿上木屐。他们的军服基本上就是戏台的戏服，造型比八国联军更让人失笑，但配合了暴力政策，却能给予乡民真切的恐惧感和“尊重”。如此政府的文化程度和品味，充分反映了陶杰所说的“小农DNA”，不但让曾国藩等人引为笑谈，更成了洋人如获至宝的调侃对象。受科举文化熏陶的士绅、他们旗下的乡勇，都不希望日后的中国文化会变成如此状态。“小农DNA”这名词并非陶杰今天原创，百年前恩格斯就有专文研究以自给自足、社会宗法和自然经济为主体的“传统小农经济”（PettyPeasantEconomy）。可惜更严重的文化浩劫，却是在一百年后的“文革”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