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王最难承受的是她身旁的王室成员偏偏好出风头，习惯出言不逊，唯有她一人是孤家寡人。就是不算黛安娜，王妹玛嘉烈（PrincessMargaret）公主年轻时以反叛著称，电影《女王》也有暗示她当年的叛逆；王夫菲腊亲王（PrincePhilp）经常发表种族主义言论，最爱问非洲领导人是否还用长矛、大洋洲是否还有食人族一类IQ题；王储查尔斯经常有日记流出市面，最近问世的是对香港回归仪式的辛辣讽刺。当她发现国民居然不欣赏她一生的坚持，那份痛苦，是恐怖的。电影说她认真想过退位应是空穴来风，但她任内过得比前任君主都委屈、不人道，也是事实。为了让职业冷酷的女王人性化而不过火，《女王》引用了世代政治心理学，来说明她心路历程的转变。这值得香港政客和评论员参考。

爱德华八世Vs戴妃：世代政治心理学搬上银幕

根据政治心理学者罗伯特·杰维斯（RobertJervis）的名作《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PerceptionandMisperceptioninInternationalPolitics），一个人的日后决定最受四类旧事影响：亲身参与的大事；青春期到成人阶段经历的群众事件；对其国家构成深远影响的历史现场；有足够知识去提供另类分析的个案。电影说英女王一生的烙印，都是源自爱德华八世退位的风波。

时为1936年，伊丽莎白二世只有10岁，目睹群众就叔父是否退位掀起激烈争端，最终意外将他父亲乔治六世送上王座，间接导致毫无准备的父亲操劳过度，英年早逝。这件事完全符合杰维斯的定义，影响了女王一生，自此她深恐群众的盲目会影响王室，大概认为叔父不爱江山爱美人的决定十分自私，过分“有我”，何况并不比新任王储夫人卡米拉美多少的“美人”辛普森夫人，不但曾离婚（违反圣公会教义）、来自美国（丢脸），更公开同情纳粹，令爱德华成为希特勒绥靖政策的重点对象，丧失了代表超然国格的资格。女王对戴妃作风的不满，源自与爱德华八世的比较：在她眼中，两人都是不负责任的典型，生活越是多姿多彩、性格越是鲜明、见报率越高，她越是看不过去。现在戴妃危机完满解决，英女王年过80，夺回超过八成满意度，认受性再度抛离政客，也解决了她自己大半生的世代政治心理情结。正如电影介绍，布莱尔已故母亲刚好和女王同龄，他的介入容易令女王相信爱德华八世那一代的事情，和布莱尔这一代的看法实在不可能一样。

从戴妃丧礼到王太后丧礼

戴妃死后五年，王太后以101岁高龄逝世。这位王太后大概是被电影改编得最扭曲的人物：事实上，她虽是维多利亚时代出身的古物，阶级观念极重，反对王室纳税改革，不时为赛马透支国库，但她的其他非政治思想却比查尔斯开明，比如老早鼓吹妇女解放和同性恋合法化，又会和曾孙威廉王子讨论电视主角AliGee（即“伪哈萨克”电影《波叔出城》的同一系列），和电影中的封闭形象颇为不同。她的高龄正如今日女王，本身已是传奇，年龄无妨冲走智慧，因为太老的老人家受政治隔离保护，人们就当她是代表国家的活古董、大笨钟。这名带不走一片云彩的老妪，被黛安娜讥讽为“麻风国度里最被抗拒的人”（thechiefleperinthelepercolony），却同时是戴妃以外最受欢迎的王室成员。21世纪的人民如何响应古物之死，是漠不关心还是依然给王室面子，造成戴妃丧礼后对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另一次挑战。当时笔者正在英国读书，对舆论如何表态，印象犹新。

表态前哨战由保守派揭开序幕，他们以百多个电话投诉BBC主持没有打黑领带是有欠尊重，以为足以反映“人心向背”。激进派却纠集了千多个投诉，对象又是BBC，认为丧礼报道“影响常规节目”。《太阳报》之流的出格、靠王室丑闻挣钱的小报一反常态，联同以《泰晤士报》为首的保守派大报，一起浮夸地哀悼“祖母之死”，反对抢拍太后遗容；二流股市分析员亦歌颂太后为“二十世纪第一伟人”；只有《卫报》一类左报矮化之为“不察民间疾苦、穷奢极侈的封建大地主”。有多少群众出席丧礼，就成了公民投票-大概女王在母亲死后那几天，和戴妃死后那几天一样，都是惶恐不安的。假如出现戴妃级数的200万人，自然是王室大胜；假如只有死讯传出当日的小猫三四十只上街，反映王室无人理会，冲击可能比戴妃之死更严重；假如出现半世纪前为丘吉尔送葬的25万人，则可谓“基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