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乾对翻译评价并不低。20世纪80年代中期，文洁若老师到东京访学。萧乾给她写了不少信。其中的一封，谈到创作和翻译的比较。他说：“我绝不认为翻译低于创作，或对社会的贡献少于创作。孟十还、黎烈文、傅雷、高植、汝龙，都几乎只搞翻译。他们的贡献绝不亚于创作。正相反，我认为搞翻译付出的劳动要远远大于创作。倘若把社科和科技翻译也算上去，则翻译对国家的贡献更是远远大于创作。但是社会上给予他们的承认（精神上）及报酬（物质上）往往少于创作。这不公平。”（文洁若编：《萧乾家书》，第272~273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10。）萧乾认为翻译是他们、尤其是文老师的中心事业。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萧老请我们帮忙，是不仅担心文洁若老师，还担心他自己。他八十多了，为译此著和文老师开起“夫妻店”来，本是文老师力主的。他们这次是拼了老命，但他也不想自己和文老师都累垮下来，那让别人会怎么说。萧乾年龄大了，很自然地，会特别关心他身前身后事。他有着别人会对他如何评价、如何进行历史定位的强烈期待与异乎寻常的关心。这和一些现代作家关心《中国现代文学史》对他们的评价低不低，和巴金“工作了几十年，在闭上眼睛之前”念兹在兹、念念不忘的一件事：读者、后代“将怎样论断我呢”，是一样的。

1957年5月20日，他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了《“人民”的出版社为什么会成了衙门？》。6月1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放心?容忍?人事工作》。在《放心?容忍?人事工作》中，萧乾这样写：“在资本主义国家没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前，他们有一句非常豪迈的话：‘我完全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是我情愿牺牲我的性命，来维护你说出这个看法的权利。’在这句话里蕴藏着他们对自己的宪法、对他们的民主传统和制度的自豪……假使在掌握‘民主’与‘专制’的时候有些偏，轻易把‘乱说’当作‘乱动’来办，就会在维护宪法的名义下，干出实质上是违背宪法的事。”这话背后包含着他自己过去所受西方思想和英美知识分子的浸染影响，在温暖的日子里，被凝结和“潜伏”的类如这样的观点思想，就露头了。但是，他以为是值得作一番认真的探索的东西，很快被证明是不合时宜的。一周之后，《人民日报》上便发表了标志“转向”的《这是为什么？》一文。萧乾因此被划右派，受到大小批判会的无情批判。当时批判会上一些批判他的话，到晚年，萧乾似乎还不能释然。说他是“洋奴”、“泥鳅”，“脚踏两条船”云云，他不能接受。他和他的恩师沈从文的往事，以及其中的恩怨是非的原委，他也会说得格外详细。

记得在1994年年底，我几次去看他，都看到他把一本《文艺争鸣》杂志放在手边。这个杂志上面刊有某君责难他为什么不当张志新式的人物去为胡风为吕荧鸣冤的文章，称他是“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王彬彬：《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载《文艺争鸣》，1994(6)）。他为此难受，并且非常在意。他后来写了一篇题作《聪明人写的聪明文章》（萧乾：《聪明人写的聪明文章》，载《文艺争鸣》，1995(1)），做了反驳。他有自我期待，但也有一种要对读者负责、对历史负责的责任感。多年前，他说起什么什么文章，会说自己读了以后，觉得有些地方太松散，有些地方太啰唆，有些地方太空，有些地方又太实。他说，东西写完，务必多看几遍。写的时候是作者。拿出去之前，你得以读者的心情从读者的角度去看那成品。文章最怕使人读了撇嘴，或莫名其妙。

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不断变革，代表年青的新生代以至新的社会关系，不停地变动，永远不安定。这就是萧乾10年前去世，倒在新世纪的门槛，让我尤感伤恸的地方。萧乾说他喜欢和年轻人交往，是因为能不断地从年轻人那里呼吸到青春的气息，减慢自己老化的过程。但事实上，在他那里，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我们从这位长者身上学到的东西更多。他思维活跃，但又时时用冷静的眼光看待不断发展的深刻动荡与周围一切的动态的特质。他勤于思考、喜欢动笔，手边总放着一个一头用绳子系着笔的小本本，到80岁上，还写了那么多的好文章，对抗平庸、庸俗，对抗固定和日益简单化的趋向。我想，人虽然会慢慢变老，甚至会离开我们（萧老离开我们已经11年了！），但是，像萧老这样的人，存留启蒙的概念和坚持，充满洞悉人生的智慧，尽显生命的奇迹，他的精神永在，他的作品常伴我们，他为他自己领取了进入历史、进入人们心中的通行证。我会把他的点点滴滴放在自己的心里。我们会永远记住他的，相信历史也会。

丁亚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