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清楚，其实自己就和胡适一样，是喝洋墨水过来的知识分子。求学英伦时，他还和胡适通过信。这当然是时代特定的语境，推动他进行这样的撇清式的批判。这里，颠覆了他以前所受的教育。新社会之中，普遍主义已被一种现实主义所取代。知识分子的思想、价值观、生活态度、心理状态与当时国家意识形态对其所作的要求，难免会有相当的距离。建国后的知识分子政策，就是强调团结、教育、改造。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批判《武训传》、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批判梁漱溟、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都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有其发生的历史逻辑。学者陈晋说，一个新的国家形态建立的时候，过去的国家意识形态自然难以满足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在思想文化上来一次或大或小的整合，诚为历史的必然。

例如，在当时，人们普遍认为，社会主义文化光辉灿烂，新社会的道德标准艺术标准是最高的。苏联的情况已摆在人们的眼前，以前对苏联的种种误解和歪曲，已经在近几年来的战争和世界政治的发展中被事实所揭破了。苏联作品被视为先进的，苏联的生活与文艺以及电影等，所代表的是新的艺术、新的政治信仰、新的历史时代。而美国的电影，则理所当然地被视为反动的、落后的，是输出美国生活方式的主要手段，需要坚决抵制。这是当年萧乾的观点。

《两种制度、两种电影、两种英雄》（发表于《文艺报》1953年４月15日第7期。），是萧乾1953年参加全国第一届电影剧本创作会议后写的，其观点颇有代表性。

从1945年8月至1949年5月上海解放，上海进口美国影片达千部以上。而作为鲜明对照，在此后的27年间（1950—1977），中国仅仅公开上映过一部从第三国进口的美国影片《社会中坚》（1959年摄）。该片由美国独立制片公司、采矿冶金国际工会联合出品，表现美国新墨西哥州锌矿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劳资斗争，是所谓的“进步”的影片。

萧乾的这篇文章中，他自己过去有关美国电影的观影经验完全不见了，只追求所谓“政治正确”：美国好莱坞电影，给人的面目非常狰狞。好莱坞仿佛成为人类和平、幸福和一切善良品质的死敌。它的特点，是专门夸耀杀人的武器，歌颂战争；它把妇女都扮成“蛇蝎美人”，把男子写成杀人不眨眼的“蒙面强盗”。它和任何正常、健康的生活都无缘。即使偶尔出现的“文艺伦理教育巨片”，也不过通过《空谷美人》、《蝴蝶梦》一类幻景，把人生涂抹得迷离扑朔，黯然无色；拼凑一些支离破碎的情节，廉价地骗取观众的眼泪，同时，也就阴毒地剥夺了人们为了生存、为了正义应有的斗争。而苏联电影呢？它完全相反，所代表的，是完全不同的一种境界。人们由《普通一兵》、《玛丽黛传》、《金星英雄》、《乡村女教师》等影片，受到深刻的教育，并体会到“英雄”这两个字，在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是有着怎样截然不同的含义。涌现和活跃在苏联电影里的英雄，把是非放在利害之前，把亿万人的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前，把原则和理想放在个人安全与享受之前，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可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他们在道德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纯粹境界，是人由自发而自觉，由本能而上升到理性的境界。这种英雄的共同特征在于，对美丽的明天的坚定信念，对人类幸福的伟大抱负和对于共产主义事业的无限忠诚。这是两种电影及其表现的两种英雄话语和含义。这种迫于形势的评论，风格直截了当，是特定语境所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