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历史资料可得，1941年11月16日，文坛在重庆、桂林、香港等地举行过郭沫若５0诞辰的系列祝寿活动。“称公称老”说，会触及个人间的私怨是非。但是，确乎也不尽然。王芝琛在其所著《百年沧桑——王芸生与〈大公报〉》的“郭沫若与《大公报》忿怨几则”一章中，就提供了另一种解读和分析。他认为，郭沫若和《大公报》第一、二任总编辑张季鸾、王芸生的矛盾由来已久，思想上存在矛盾和分立，是显而易见的。萧乾的这篇社评，只是捅了马蜂窝。王芝琛写道：“在这里（指《斥反动文艺》），郭指名道姓只有一个萧乾，其实非也，郭矛头所向仍然是《大公报》第一、二任总编辑，仅是采用打‘车、马’，指‘将、帅’而已，莫怪萧乾大呼‘冤枉’。因为要说‘反动’的话，主要指《大公报》的社评。而《大公报》的社评，主要出自张、王之手，尤其是重要社评。萧乾自进入《大公报》以来，编过多年文艺副刊，并未触犯过谁。后又成为《大公报》驻英记者，回国后仅写了点国际社评，郭沫若不应把‘反动之大全’加在萧乾身上……笔者以为这仅是‘导火索’而已，并非问题的实质。但萧乾确实因郭这一番‘夸张的笔伐’深受其害。”（王芝琛：《百年沧桑——王芸生与〈大公报〉》，第２１０页，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

郭沫若的那些话，显然有说得离奇、不实的一面，一切和萧乾所做的选择——或没做的选择，似乎并不发生太多的关联。例如，一口咬定《新路》是美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办的刊物,“萧乾被派去做《新路》的主编”，就与事实相去甚远，而有着危言耸听所能产生的巨大影响。

1947年11月，萧乾的英籍妻子吵着要回英国，一个道貌岸然的医生从中渔利，竟借机乘虚而入，破坏了他原本美满幸福的家庭。1948年他的“洋太太”格温跟他离婚回英国去了。因为这桩离婚案牵涉一个“第三者”，有人便在报纸上刊登文章，说萧乾是“赔了夫人又折兵”。萧乾经此意外打击，急于离沪疗伤。友人姚念庆建议他到北平参加由清华大学吴景超担任主编的《新路》杂志的编辑工作。1月底，萧乾赴北平参加社会经济学会和《新路》杂志的筹办活动。当时，经济、政治两栏分别由北大、清华的两位教授刘大中和钱端升担任，吴景超兼任社会栏，萧乾答应编国际评论及文艺栏。他还曾经专门去了沈从文的住处，邀请沈从文参加《新路》的筹办，并在发起人名单上签名。但沈从文没有同意。刊物出版前，萧乾在杨刚等人的劝阻之下，去电坚辞。他此后尽管出于还情感债（起先答应后来打了退堂鼓），写过几篇文章，可具体编辑事项并未参与，至于主编工作更未染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