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文洁若后来回忆：1956年审干，组织上根据调查及萧乾交上去的书面材料（其中有各期《新路》杂志），做出结论：《新路》是高级民主人士于1948年创办的进步刊物，后被国民党查封。萧乾因接受地下党劝告，并未参加。

萧乾把这个结论背给文洁若听时，说：审干真是伟大，黑锅尽管背了７年，总算给卸掉了；一定要加倍学习，努力工作。

邵燕祥后来在谈到这桩公案时，指出：这段历史反复受到审查，似乎当时受邀的一念也成了他的致命大病。此案作为萧乾个人的历史问题，应该说已经澄清；然而，他以为,“假设他当时参与了《新路》的实际编辑，难道就罪在不赦吗？这本刊物由吴景超主编，钱端升负责政治栏，这两位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都划为右派，在他们的罪状中，创办《新路》该是一笔历史旧账吧？他们的右派结论都已改正，不知道在这个问题上留没留下尾巴，是怎样为《新路》定性的？我以为时至今日，我们不是从人事档案的角度，而是从现代史的角度，应对这一份杂志有个准确的看法。”（邵燕祥：《认识一个真实的萧乾》，见吴小如、文洁若编：《微笑着离去：忆萧乾》，第５０２页，沈阳，辽海出版社，１９９９。）在他看来，出版自由，是指不同的出版物可以发出不同的声音。自由的思想与发表，历经岁月弥坚，应是会战胜思想和语言上的暴力的。

对于置身新社会之中的萧乾来说，1949年翻天覆地的变化，并未完全使他心头上的乌云散去。他感觉是“背着这口黑锅”来了北平、参加了外宣工作岗位的。明知道开罪了大权威，回来难免会出现状况和问题，可是，要不当失掉身份的漂泊者，就得回到祖国的这条船上，同它共命运。他想回家。他不能也不会后悔。

1949年初，萧乾做出了由香港回到内地的选择，其中，他的朋友杨刚、李纯青以至乔冠华、龚澎（时任《中国文摘》主编）等人的说服动员，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多次想起童年在北平看到的“白俄”的处境，他不愿意当“白华”。 他相信，回来之后，也许积极面对，他就一定能并终将解决那些让他为之迷离、徘徊、彷徨的问题。时代毕竟为新鲜而热切的心灵增添了活力，带来了希望。

只是，希望真的总能战胜悲观吗？

他编辑《人民中国》，向海外读者介绍中国的巨变，不遗余力。可是他自己涉及的所有问题，他并不能轻松地做出衡量。自己不是唯一采访西欧战场的中国记者。他不敢也没有勇气说：“不对，还有中央社的某某某，《中央日报》谁谁。”

沈从文的资历比他老，也有颇为丰富的社会、人生阅历和经验，可沈从文挣扎求活，处境却颇狼狈。 汪曾祺回忆：一天，北京大学贴出了一期壁报，大字全文抄出了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不知道这是地下党的授意，还是学生社团自己干的。这篇壁报对当时在北大任教的沈从文的压力很大，他神经极度紧张，以致一度出现精神失常、失控的现象。1950年，第一届全国文代会的时候，萧乾参加了，沈从文没有资格参加，受到的打击、刺激更大。1950年9月8日，他给丁玲写了一封三千余字的长信。信中说，解放后，他自己“生存全部失败感占了主位”，感到“什么都完了”。由于“怕中共，怕民盟，怕政治上的术谋”，导致精神失常,“只觉得家庭破灭，生存了无意义”。通过学习，检讨自己,“已深知个人由于用笔离群，生活离群转成个人幻态。涉于公，则多错误看法，近于病态而不健康；涉于私，即为致疯致辱因果”。他希望能得到领导的谅解，安排他从事工艺美术研究,“为将来建设中的人民工艺美术的保存与发扬终生服务”。（引自汪曾祺：《沈从文转业之谜》，载《汪曾祺文集·汪曾祺散文》，第１４２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6。参见陈漱渝：《干涸的清泉》，载《人物》，1990（５）；沈从文：《致徐迟》，载《长江文艺》，１９８９（１）；魏荒弩：《默默者存》，载《随笔》，１９９０（５）。）他很快被安排到历史博物馆陈列组工作。这期间，萧乾常去看望沈从文。1953年年初，他在了解到时任毛泽东主席秘书兼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关心沈从文的现状后，特别在给巴金的信（1月15日）中写道：

胡乔木同志写信鼓励从文写点历史类的作品，认为他能写，适宜写，从文仍在踌躇。如写信，盼为他打打气。（引自文洁若：《俩老头儿（巴金与萧乾）》，第111页，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２００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