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毕竟是个明智、通情达理的人。她知道要说服女儿是徒然的，何况从深心里讲，她也更愿意尊重女儿，尊重女儿的感情，尊重她的选择。结婚前夕，当文洁若对她讲了她和萧乾对婚礼的看法与打算时，原是很讲求排场的母亲只是以淡然的态度说：“讲实际，不讲浮华，也好。只要你们俩和和睦睦，白头偕老，其他都不重要。”

文家原籍贵州，文洁若的祖父做过将近二十年的县官，父亲则自1916年起，就在中国驻日使馆任外交官，1936年卸任。文洁若有姐妹、兄弟七人。小时家境富裕，在北京置有四十间大瓦房，分五个院子，有老家人、奶妈和丫鬟。可是到敌伪时期，父亲有天赋、有经验在外交界做事，但因为不事权贵，失业了。家中靠典当度日，于是把房契也抵押出去。日本投降后，那个拿走房契的人下落不明，因为无法证明不曾把这座房子卖给敌伪，这样，就稀里糊涂地被当作伪产没收了。

五个姐妹当中，文洁若原名文桐新，是老五。

大姐文桂新(文馥若)很有才华。1936—1938年间，发奋读书的她曾以“修微”为笔名写了三篇小说和一篇散文，从东京寄给《国闻周报》，不但发表了，而且还收到编辑写在明信片上的热情洋溢的鼓励信。后来文洁若得知，当时的《国闻周报》，正是主持《大公报·文艺》的年轻作家兼记者萧乾兼管的。大姐的作品，就是他发的。至于鼓励信，也是乐为“文学保姆”也爱写信的萧乾写的。大姐1947年赴美留学。走前，将她一直收藏的三篇文章的剪报和三张明信片交予文洁若保存。文洁若后来说：“一场‘文革’浩劫，明信片丢失了，剪报却奇迹般地保存下来了。”（文洁若：《生机无限》，第１０页。）

在记忆的心库里，文洁若对后来和杨晦谈恋爱出走上海的二姐文树新的音容笑貌，印象很深。直到现在，文洁若还记得，小时她和四姐格外恋慕二姐，二姐上学去了，就若有所失。四姐5岁、她3岁半时，她们就商量到学校去找二姐。她们从堂屋桌上够下一包铜板，把尚不会说话的小弟弟也抱上，人力车夫居然把他们拉到了东华门的孔德学校。当时恰巧学生放学，正像潮水似的往外涌，二姐本来已出了校门，临时回来取东西，才发现了他们。回家时，家人正急得团团转，不由自主地揣测可怕的结果，就差去报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