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乾现在是愈来愈觉得，知姐莫如妹，三姐真是人很好的。她有“一颗金子般的心”。文洁若要完成为三姐治愈脚疾的夙愿，萧乾很支持。1956年6月，他们终于在万明路市立第一医院找到一位有经验的大夫。那天三姐住院，是萧乾蹬着自行车，给她雇了辆三轮，送她去的。只是把15年前那次失败的手术留下的碎骨取出来，进行清创；待皮肉长好后，又做了一次手术，这次是取下一小片大腿骨，对脚踝进行矫形手术。手术后来被证明是非常成功的。到1958年6月，三姐终于甩掉双拐，尽管走路稍有点跛，但重新用自己的脚走路，让她自己和关心她的人，都格外高兴。

三姐术后，他们就把荔子接回大酱园子宿舍里来。因为两人都要忙于工作，就请了保姆照看女儿。然而比较三姐的细心围护，保姆当然是差了一截。三姐这时已进了一家泥玩具厂，而他们自己，在紧张忙乎着工作的日子里，在社会的风雨飘忽之中，是顾不过来了。

早些时候，萧乾在《译文》杂志的工作中遇上了一个小小的不愉快。

萧乾一贯认为，任何外国作品，既然译成中文，就不能抽离本土的语境，就得合乎中国语文习惯，也就是要重表达、重流畅。那时他把刊物每期都给当时任教育部副部长兼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的叶圣陶寄去，每次总是隔不几天就收到他用毛笔密密麻麻写来的意见，某页某行某句“似应如何如何”，一清二楚，既认真仔细，又谦虚，从不武断。萧乾经常向叶老请教，获益很多。

但是，尽管萧乾有关翻译的见解得到了叶老先生的支持，然而在平时的工作中，还是和编辑部内的一位副主编时有抵触。他平时呆在家里，不到编辑部坐班。萧乾一次无意审稿，捅了他的马蜂窝。那次，萧乾读到一篇东欧短篇的译稿(《三个铜板》)，原作写得生动、俏皮，颇有魅力，译文则显得太过正经。也许由于自己非常喜欢，就带回家去，在灯下做了一些加工。改的时候，他没注意译者是副主编的夫人。这样就引来了副主编的强烈不满。终审送回来时，他对萧乾火气很盛地斥责了一通。业务会上，感到委屈的萧乾和他又发生争辩。此事虽然不久即获公正解决——由作协主持，该副主编做了自我批评，但经过这么一次争议，萧乾最初满兴奋的工作热情荡然无存，他想离开了。

这之后不久的一天，作协秘书长、诗人郭小川来萧乾家看他，他对郭小川说：“两年多以前，雪峰到我家里来，说乔木同志希望我归队，当时我兴奋得一宿没睡。谁知一归队就让编《译文》杂志，一编就是两年。看到同一个院子里的党员们，有些还是我在30年代的文友，现在一个个地都在埋头写作，说实在的，我真的也眼馋得很。”

郭小川对他说：“年初，中央制定出了新的知识分子政策，像你这样要求归队的，就应该归队嘛。放心，政策总是伟大的，它有时一夜之间就能扭转乾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