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萧乾在这里隐约地结合自己过去曾有的对苏联斯大林主义的恐惧与憎恶心理谈道，买办文化在奴隶地代替推销资产阶级文化以外，还轻苏反苏。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文化上对苏联采取封锁、诬蔑和仇视的态度，因而迷信西方文化的人，很自然地便“蒙了那恶果”。文章呼吁：“认识了苏联，即等于认清了我们眼前的路。但濡染了买办文化的中国人，除了这个以外，还另有认识苏联的理由在。那便是：用苏联的真相来彻底洗涤英美在我们血液里灌输的反苏毒素；学习灿烂的社会主义文化以代替腐朽颓废，脱离群众的资本主义文化。”

第三，文章还批判了“以个人为中心的个人主义”。他问：为什么放着活的语言不去研究，而倾三四年大学推敲李商隐诗中的几个字呢?为什么有活的事不写，而偏去写读者不熟稔的个人细腻的感情呢?萧乾这样批判自己说，乔伊斯花了16年写了一本“比符咒还难懂的怪书”，而他自己则花过一年工夫去研究这本怪书。“如今回想起来，究竟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学成归国，我可以成为乔艾思（乔伊斯——引者按）大师的怪书的在华权威代理，谁能想得出乔艾思对中国人民有什么益处?”

读这些批判文字，不免使人既感到好笑又笑不出声来，既觉着沉重又感到惊诧莫名：一个受欧洲文化影响甚深，在地球的许多角落撞荡过许多年的知识分子，怎么会显露出如此浓厚的封闭意识和排外心理?一个对苏联肃反扩大化心有余悸的人，怎么转瞬间便对苏联那么心驰神往，美誉有加?一个渴望精神独立与心灵自由，自己也曾热衷于描写个人细腻感情、咀嚼人间悲欢(如《梦之谷》)的作家，怎么就一股脑儿彻底否定了旧有的自我?才不过几个月工夫，洋墨水还未倒出，心头的阴影肯定未曾消除，个人主义的东西谅也未及清理，怎么就能一下子同过去告别，再生出一个“新我”来呢?

对这些问题要找答案，就不能不去了解并把握那特定的历史文化与社会背景，不能不去透视并梳理作为现代中国文化人的萧乾的文化心态与个性心理。无疑，历史是行动着的文本。知识分子在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中，是没有法子使自己脱出这时代的现实的规定的。他们唯一的抉择，便是介入和参与。他们的生存状态，注定要接受历史的文化的规定和局限。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实行从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经过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终于取得了这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的彻底胜利。在这场革命中，说实在的，毛泽东实际上并不排斥知识分子。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在《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一文中就指出：“对于一切多少有用的比较忠实的知识分子，应该分配适当的工作，应该好好地教育他们，带领他们，在长期斗争中逐渐克服他们的弱点，使他们革命化和群众化。”总之，毛泽东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是，吸收，团结，改造。为了改造，先要吸收、团结。在他看来，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仅仅在“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当时，他多次抨击“帝国主义文化”，还曾在各种场合对知识分子“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表示不满。毛泽东的这些思想意识，不能不给包括萧乾在内的不无自卑感的知识分子以巨大震撼与强力影响。

萧乾当年是带着沉重的包袱和阴暗的记忆从香港回到北平的。他只是因为爱国，因为眷恋故乡，就回来了。然而回来之后，内心世界却发生倾斜，愈益难复平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