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他1949年站在生命的大十字路口，不留香港，不去剑桥，毅然选择回来落户，为自己也为家人选择了以后的路，但他显然对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绣花做文章缺乏足够的思想与心理准备。

第二，他留学剑桥，去国7年，与“帝国主义”的西方资产阶级世界有着割不断、理不清的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需要坚决剪除，彻底告别，洗心革面，这是他所始料未及的。

第三，他因为说了“称公称老”的话而开罪的大权威放出的眩目光彩，使他每每难忘被斥为“反动文艺”的那带颜色的揭不去的伤疤；抚摸仍在隐隐作痛的创痕，他不免懊恼不已，心烦意乱。

第四，与那些去了延安和其他解放区的知识分子(其中不少是他的朋友)相比，他未免自惭形秽。那些从延安来的知识分子，早就经验了痛苦的自我反省和精神蜕变，已然被大众所化，融合在大众中间，成为大众的一员，不再称大众为“他们”，而骄傲地和他们一起称“我们”；不只懂得大众的生活习惯，熟知大众的语言，更周身浸透大众的情绪、情感、思想。他们住过窑洞，喝过延河水，领略过民族战争最前线的惨烈与壮观。他们的思想不再矛盾，而有的是骄傲自豪。萧乾后来曾说，1949年后，来自老区的干部喜欢说：“进城之后”；一听，就知道是解放区来的。所有这些，不能不使萧乾这样的知识分子，以及其他由国统区来的知识分子如巴金、沈从文、胡风，等等，在当时感到自己卑微、渺小、矮人三分，心中生出隐在的痛苦、愧惭与自卑。这种无法驱除的自卑情结，在不断的社会与心理压力之下，便最终演变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原罪意识。

这样的历史情境与心态，使得原本抱着五颜六色幻想的知识分子终于清醒地认识到，除了自我反省、自我批判、接受改造、放弃并改变自己的固有观点与思想行为惯性而外，没有别的出路。于是，一方面，他们诚惶诚恐地清理、批判自己的思想，最严厉地否定自己的过去，即便再疼再痛甚而不近常情，也在所不惜(就像前面述及的萧乾之《试论买办文化》)；另一方面，又在匆忙而又虔诚地表达自己的忏悔自新的决心之后，努力与延安来的知识分子实现全面认同，接触社会，趋近现实，深入农村，认识阶级，热烈拥抱并歌颂解放了的新中国。

萧乾在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编英文版《人民中国》。在这最初的4年里，他扮演的角色就是做人民的吹鼓手，向国外读者宣传中国人民的翻身，让世界了解中国。他采写过乞丐、旧警察以及僧尼的改造成绩。在柏林寺，他听过巨赞法师大讲社会发展史，还结识了一位来自山东黄县的年轻尼姑。她偷偷地给他看过自己５年来的日记。还俗后，她被分配到内蒙一家银行去当出纳员，此后还和他继续通了不少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