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说的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常委会会议。尽管社会上要求为“四五事件”、“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呼声很高，但当时中央的态度，尽管有一些松动，仍然认为“天安门事件”矛头指向毛主席和党中央，是反革命事件。[4]“天安门事件”发生在吴德任内，对平反的事北京市应该有个态度，大部分干部也有这个要求。吴德虽然没有明确表态，没有亲自给中央打电话表明平反态度，但是他并没有阻止贾庭三打电话，实际上是默认了。

苏：您对林乎加的印象怎么样？

白：他比较实干，热情比较高。不过，他在北京市的各种会议上，几乎每个部门都被他点名批评，包括?-委，建委，他批评的主要内容就是工作方面的。他来的很突然，走的也很快，来去匆匆。

我的精力主要放在教育工作上

苏：1978年的时候，您是否感觉到两条路线的斗争？

白：那个时候我的觉悟没有那么高，没有很明显地感觉出来。但群众对于高层领导之间有不同的看法，心里很清楚。

苏：有人说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文化开始复兴的时期，您感觉到了吗？

白：我没有。我到了北京以后，没有多少精力关心这些，我的主要精力放在中小学和职业教育、自学考试上。

苏：请您具体谈谈。

白：我是1973年正式来的北京，当时任北京市科技局局长。1978年5月，我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并参加常委。不久，党政分开，我就成了常务副市长，主要工作抓教育，还抓科技、卫生和体育的工作。这一直持续到1986年。

1978年，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教育工作。北京市的教育工作开始全面恢复，并有所发展。我做的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整顿学校秩序和修缮校舍。“文化大革命”对教育的破坏确实很大，不仅是教育体制的破坏，连桌椅板凳和教室也被破坏了。一些房子都快塌了，万一砸死学生怎么办？有的学校门窗玻璃被砸得精光，冬天透着风，根本无法上课。今天这个学校桌椅坏了，明天那个学校喊着要玻璃。我就到处修缮，跑修校舍、买桌椅、安玻璃的事，给学校创造学习的环境，主要维修的是中学和小学的学校。

苏：先把基本的硬件准备好了。

白：硬件基本具备了，另一个就是办职业教育和高等学校自学考试。先说职业教育，让孩子有学上，是中国老百姓的最大心愿，上学和就业分不开呀，而这又与当时大批的上山下乡的青年返城产生的问题搅在一起。

当时高考录取率没现在这么高，只有5%，那剩下的95%没有大学上，怎么办？就算1978年北京市开始办大学分校[5]，那也是远远不够。再说了，初中和普通高中毕业后，多数青年也没有出路。这时，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父母文化水平不高，但都有工作，孩子18、20岁毕业了，在家呆着呢。这个社会现象形成的?-因很复杂，但跟?-青支持家庭妇女在社会上有职业也是有很大关系的。

苏：那时候各地似乎都有这个情况。

白：父母着急，孩子也着急啊，他也不想在家呆着让父母养着啊。可这是当时的普遍现象。而且，这些孩子中学毕业以后，什么技能也没有。怎么办？特别是大批的下乡青年回城后，工作岗位也没有，年纪轻轻的，也想上学啊。一些返城青年?-常在我家门口等着我下班回来，整天吵吵着要上学。真愁人啊！

没有职业技能，怎么找工作呀？我就想，是不是可以办职业教育，开一些中低技能职业的课，让孩子们学一学工作技能。况且中央也有这方面的精神。邓小平在1978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应该考虑各级各类学校发展的比例，特别是扩大农业中学、各种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的比例”。

这中间也碰到过许多阻力。在管教育的副区长会上，讨论是否上马职业教育时，就争议很大，有赞成的，有反对的。万事开头难呀！等决定上马职业教育了，又没有多少校舍，只有极少数学校领导愿意转为职业教育，或增设职业教育班。许多人不把职业学校看成正规学校。为了让更多的学生拥有职业技能，我们就决定在普通中学里加上职业课。中专生也有职业技能课，但当时中专学校也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