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新华社记者发布为我平反的消息，标题就点了我的名字。因为1975年我是全党共批之、全国共讨之，全国都知道我这个“还在走的走资派”了，这次我的平反也就上标题了。第二天，《人民日报》也报道了。那时我的平反文件还没有下发，消息就先发出去了。当时正在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几个中央领导人为我的平反还划过圈圈，清华大学给我看过那个复印件。叶帅、小平都?-圈圈了。可惜我没留一份。

“文革”结束后的长谈

刘：新华社为我发布平反消息后，我才动身去往甘肃。离京前，我去国防科委看望蒋南翔，这是“文革”12年以来，我们两人的第一次长谈。

苏：两位都聊了些什么？

刘：蒋南翔在“文革”期间遭受了很长时间的批斗，一直到1977年才恢复工作。“文革”发动后，工作组进校，宣布党委停止职权，学校由工作组领导，南翔对我说：“今后你不要打电话给我了，不要找我了。我以前说过，健康的人不怕检验体格，现在我再加上一句，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他这句话我一直记得。

从那以后，我们再见面时是在批斗会上，两个都挨批斗。1969年6月后，我“解放”了，从“革命对象”成为“革命动力”，而蒋南翔，还是“革命对象”。那时候，迟群、谢静宜掌管清华，在一些批斗会上，迟、谢都坐在那里，我只能很严肃地坐在那里，板着面孔，违心地批评蒋南翔几句，说你应该好好劳动之类的话。

苏：您还批评他了？

刘：那是呀，这是态度问题，你不批评，迟群、谢静宜马上向主席汇报。他们不是毛主席的“兵”嘛，谢静宜那时候是?-常去主席那里的。我只能违心地跟着说几句。那时候，真的是近在咫尺，远在天涯，“文革”让我深深领会到这句话的含义。

一直到1978年12月，我们才能推心置腹地长聊。这一隔，就是12年。我记得我们说了很多，有三个方面的内容印象尤为深刻。开始是谈“文革”间我们?-历的事情，讲到中央为“两个估计”[3] 平反；还开玩笑说，迟群不是讲过，手上的老茧就是毕业文凭，我们现在也是手上长老茧，毕业喽。还说起所谓的反潮流英雄张铁生的事情，“白卷英雄”张铁生在英语考试中交了白卷，在卷子反面写上了大意为“中国人不学外国话”之类的话，张铁生因此被“旗手”扶了起来，之后他出国留学，人家问他有关动物、植物方面的问题，他答不上来，他就反过来问外国人：“驴耳朵长？还是马耳朵长？回答我！”我们谈起这个时，都觉得又好笑又可气。“文革”期间盛行的这种不要文化的风气，好笑又可气。

苏：两位不回忆“文革”中的惨痛?-历，心态很放松呀。

刘：对。呵呵。都过去了嘛。然后，我告诉蒋南翔，我要去兰州大学了。蒋南翔说：“你怎么去一个文科学校？清华是工科学校。”我说：“我哪一科也不懂，跟你学的。哈哈。”两个人都笑了。我问他：你看我到那儿，要注意些什么？”他说：“还是老问题嘛，第一个是知识分子问题，办学校靠老师，你对这些知识分子怎么看待、怎么用是很重要的，这个你都非常清楚。还有一个，要培养又红又专的人才。”又红又专这个提法，毛主席在谈工作方法的时候，也讲到政治和业务的统一。上世纪50年代，蒋南翔在清华推行又红又专，上世纪80年代，蒋南翔仍然支持又红又专，邓小平也肯定这个观点的，这个提法是科学的。

说了又红又专之后，他又和我说：“我们过去在革命年代，抗大、革命大学这些都是轮训性质的学校，这一类的轮训干部性质的学校在当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现在也有一定作用，但这种性质的学校在学习文化、学习科学知识上是不足的，真正搞好我们的教育，应该建立健全一套我们自己的教育制度，党员干部也应该学文化、学科学。”他的这个观点和他后来在中央党校提出党校应该正规化是一脉相承的。1979年1月，蒋南翔调任教育部部长。1982年8月，蒋南翔任中央党校第一副书记。他?-助王震实现了中央党校从短期轮训干部为主向逐步正规化培训为主的转变，各地党校正规办学的各种条件也有了初步改善，党校师资队伍迅速发展，为现代化建设培养了大批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