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生活遭遇（1966-1978）

苏：1978年前后，您的生活有什么改变？

刘：“文革”一开始，红卫兵就来我们家?-家，公家的沙发都洒上墨水，随便拿东西、砸东西。后来把我们从九公寓赶了出来，搬到了二宿舍的一间房子里，十四五平米吧，中间有一个隔墙，里边是一个双人床，外边也是一个双人床。我有四个孩子，三男一女，我们六个人挤在这间房子里。

苏：以前是多大的房子？

刘：以前是一个小两居，大概五六十平米，小客厅也放着床。搬走之后，后来又停止发我工资，只发生活费了。我那时是9级干部，大概是200块钱，我爱人是18、19级的干部，一个月90来块，我们一家六口主要靠我爱人的这个工资，那时候倒也够吃饭。

1968年工宣队进校，我又搬到一个有二间房的地方。1969年我“解放”了，我又搬到十公寓，条件改善了。?-来蒋南翔就住这里，一套房子，楼上楼下，100来平米，使用面积70多平米。蒋南翔在楼上办公，我们每礼拜天晚上召开书记会议就在楼下。蒋南翔后来去了高教部，常委会一般都是我主持。这时候还补发了我的工资，我都交了党费。

“文革”初期，蒯大富把我的两个男孩，老三、老四都抓起来打过，骂他们狗崽子，后来他们都上山下乡了。我爱人去了?-西的一个农场，那个地方有吸血虫，当地的人一般都不住那里。迟群和谢静宜去选的地方，要知识分子去那里锻炼。清华的老师、干部2000多人去那里劳动，当时规定在校工作的两口子必须有一个人去那里，我刚“解放”，不能去，我爱人苗既英就去了?-西。她在那里很辛苦，大概三年后回了清华，做人事工作，后又做工会工作，1978年的时候，她已在清华工作。她于1982年1月4日得癌症去世了。

我的老大插队去了陕西，后来回到我的老家河南继续插队，再后来又去了洛阳当工人。打倒“四人帮”后过了一段时间，才回北京，在清华大学力学系的实验室工作，1978年的时候，有可能还在洛阳当工人，也有可能就在这个实验室，现在还在。

我的老二是闺女，开始也是在延川插队，回来之后跟我说，她想当兵。我说，要当兵咱们没这个条件。我有个抗大同学，河南军区的副政委陈端，他也是我们河南老乡，他的夫人温敏老家离我老家很近，也就两里路，温敏的哥哥当年是地下党的党员，我们一块参加党日活动，一块活动的。所以我们两家子是几十年的老熟人了。尽管当时我还是走资派，老二去找陈伯伯、温阿姨的时候，他们很热情地说：“你住这儿！来当兵！”老二就在河南军区先做勤杂工，后又当了护士。因为她能吃苦，文化比较扎实，第一军医大学去河南军区招生，她文化考试通过后，被推荐去广州第一军医大学学习了三年，毕业后又回河南军区当军医，1978年的时候，她在河南军区当军医。1978年12月，我去了甘肃兰州大学。我到了兰州后，兰州军区政委肖华同志非常同情我，尽管我们之前不认识，他来看我，说：“刘冰同志，你这一个人光带个秘书不行啊，家里应该来个人照顾你。”我说：“我老伴她来不了。她从?-西回来后，一直在清华工作，来不了。几个孩子都有工作。”他说：“一个人都来不了？”我说：“我的女儿可能还来得了。”他问：“女儿在哪？”我说：“河南军区当军医。”肖华说：“我给你调过来。”河南军区本属武汉军区管，不属于兰州军区，可肖华同志不同于一般的大区政委，他一个电话直接打过去，帮我把女儿调到了兰州军区，我女儿就过来跟着我，照顾我，我很感激肖华同志。

我的老三开始在清华附中上学，年龄到了就去了云南西双版纳，上山下乡嘛，北京去了一帮小孩，结果在那里被打成外逃集团，说是要逃到缅甸去，这个外逃集团里面还有周培源的孙子，都被关了起来。他们怎么外逃？家里就在北京呀，真是荒唐得很。老三在那里受不了，跑了出来，坐上了火车，可没钱，就在火车上找别人要吃的，跑到广州找他姐姐，老二当时在广州的第一军医大学上学，老二就给老三弄了身衣服，带了点吃的，送老三上火车回了北京。那时候政府都得管，老三就到海淀区的一个工厂里当工人。1978年的时候，他在海淀当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