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一般都反映什么问题？

李：什么问题都有，有个人的历史问题，也有纠纷问题，主要是冤假错案问题，大概是觉得解决不了，所以就写信给耀邦。

苏：在这么多人和信里面，您有印象比较深刻的吗？

李：我印象中，葛佩琦[1] 来过我家。据说他是1978年12月先去了中组部，他的事情纠缠了很久，没有解决，又来到我家，时间大概是1980年春天。

葛佩琦我是认识的。抗战初期，我还没有去延安，我们在敌后游击队的时候，知道有这么一个人，我们都在敌后做抗战工作。虽然不知道他是不是党员，但是知道他很积极。他是北京的大学生，怎么活动的不知道，但是知道他是进步的。他很有可能确实是地下党员。解放后，我们好像还在一起共过一段时间的事。

1937年我就听说过葛佩琦，40年后，为了平反，他来找我们。现在又过了30年，具体事情已?-记不太清楚了，只是记得他来过。后来平了反，影响比较大。

苏：耀邦同志在1980年11月至1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其实我们也知道早在1978年底，耀邦同志就担任了中共中央秘书长，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我们很多人都知道耀邦同志和您对子女的要求特别严格，据说两位还亲自召开过家庭会议。

李：是的。在他当选为中央主席的晚上，我们一家开了个家庭会。在京的孩子们都来了。耀邦严肃地对孩子们说：“中央可能要我担任非常重要的职务。我想先向你们打个招呼。”他加重语气接着说：“今后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千万不要以为天恩祖德，千万不要忘乎所以！如果你们中有任何人出了问题，只能自己负责。”孩子们你看我，我看你地嘀咕了几句。接着我说了一些要他们以身作则之类的话。后来耀邦笑着说我：“八股呦。”

工人对我还是不错的

苏：“文革”过后，您所在的北京市纺织局当时是怎么落实政策的？

李：1978年开始，我在给耀邦转信的时候，北京市纺织局系统内的落实政策工作也同时展开。我们一直都很关心干部和知识分子，为此做了大量工作，据我们的大致统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给170多名知识分子平反了冤假错案，提拔了580多名知识分子担任中层以上领导干部。全系统落实冤假错案共1600多件，且都做好了善后工作。有1400多人被错误地停发了工资，我们为他们落实了政策，工资全部补发。还给系统内2300多名工程技术人员套改了技术职称，给1500多名知识分子晋升了技术职称。

在纺织系统这么多年的工作中，自己没有更多的想法，只是觉得应该做。好在工人们对我还是不错的。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倒是没有斗我斗得太厉害。

“文革”初期，我被打倒，我的工作是刷厕所、扫楼道，这都没什么，我把它打扫干净就是。红卫兵还表扬我刷厕所刷得干净。那时候流行都戴毛主席纪念章，我这个黑帮不让戴。有一次我在扫楼道，纺织局的一位干部杜哲荣偷偷地把毛主席的纪念章给我戴上，还要我保重身体。那时候我是走资派、黑帮，别人都不敢靠近我们这些人，杜哲荣却送纪念章给我，让我很感动。

苏：那时候，给女同志剃阴阳头挺恐怖的。

李：宋汀[2] 和我都没有剃。但是有人被剃了阴阳头，?-因是造反派说她不老实，她想不通，不服气呀。

苏：看来该低头的时候还是得低头呀。

李；哈哈。当时红卫兵也要我低头，我低头之后，还是会抬头的。

苏：那怎么说斗您斗得不太厉害呀！

李：还可以吧。好像也没怎么打我。

苏：坐“喷气式飞机”了吗？

李：那?-?-那是坐了。哈哈，大概走资派都坐过。

苏：看来您平时和工人关系不错，套句当时的话来说，就是干群关系好。

李：（笑）这话就说得远了。1964年我在北京市毛巾厂搞“四清”，一般搞“四清”都搞得比较紧张，我反正也就是按照政策来，没怎么太过。隔了没几年，“文革”期间，我下放到北京市毛巾厂劳动，毛巾厂的工人挺照顾我。他们对我说：“不斗争你，那斗争?-呢？你是执行路线下的领导者，当然得斗你了。但是你自己想想，你有罪，你就说，你没有，你就别说。”耀邦也对我说过：“你做过的，一定承认。没做过的，别瞎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