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人戏称为“中办第二信访局”

苏峰（以下简称苏）：听说1978年开始，您所在的北京市纺织工业局有一个外号，叫做中办第二信访局。

李昭（以下简称李）：（笑）你也知道？我确实给一些人转过信，说不上什么第二信访局，他们都是说着玩的。

苏：有一位叫刘实的同志说您是“落难人的朋友，耀邦落实政策的好助手，可亲、可敬、可信”。您是不是帮助过刘实？

李：算不上帮助，就是接待一下而已。自从耀邦任中组部部长后，家里总有来递交材料的，我们接待一下都是应该的。来到家里，总得招待一?-水。

刘实?-名邓洁，以前是在北平搞地下学生运动的党员。解放前夕，他调任石家庄市市委书记柯庆施的机要秘书，我当时是秘书处的人事科长，我们以前可能打过照面，但没怎么打过交道，所以我印象不深。他后来调到政务院兵器工业部工作，改名刘实。1957年的时候被划为右派，发配到北大荒劳动改造，受了一些苦，朋友和熟人也不敢和他打交道。

有一天他来到我家，当时耀邦正在和别人谈事，我就接待了刘实。几十年没见面，变化也大，又加上以前也不怎么认识，所以我没认出他来，给他倒了?-开水说：“刘实同志，请喝水。”刘实可能很久没听到用“同志”称呼他，很激动，就和我谈起他的“右派”问题。我跟他说：“组织上会按现行政策处理的，请你耐心等一下。”然后又陪他聊了聊家庭和子女的情况。结果刘实突然叫了声：“李昭同志，李大姐！”我一听，愣了，问他：“你认识我？”刘实就告诉我他是邓洁，把他后来的遭遇和我说一说，还说：“我早认出您来了，您是大干部，又是耀邦同志的夫人，我是‘右派’，怕给您添麻烦，凡是大干部家我都不去。”我一听就笑了：“你是不登豪门呀！可我家不是豪门，我们是同事嘛！”我们是老同事，一聊就到了吃饭时间，不能让他饿着肚子离开我家呀，于是我留他在我家随便吃了点。事情很简单，刘实到处给我宣传，我接到的信就越来越多?。

苏：都说您热情、负责、效率高，胡耀邦同志批示也快。多年的冤假错案，通过您这个重要渠道很快就解决了。找您的是不是也越来越多？

李：给我寄材料写信的人确实越来越多，有的人千里迢迢从外地来找我。我当时在王府井的北京市纺织工业局上班，一直都是走路上班。从富强胡同到王府井，在上下班的这一路上，人家好像都认识我似的，总有人把信和材料塞给我，想通过我申诉冤情，还有专门想和我谈心，请我出主意的。还有很多人直接把信寄到纺织局，因此就有人把北京市纺织工业局办公楼（东单三条 33 号）戏称为“中央办公厅第二信访局”。

苏：这些人给您信的时候，怎么称呼您？都说什么？

李：他们也不叫我的名字，就塞给我信，也不说话，连“请转给耀邦同志”的话都不说，扭头就走。不过，我能理解他们。我第一次接到信的时候，我也没觉得惊奇。我知道怎么回事，反正先把信接了，回家转给耀邦就是。

1980年2月，耀邦成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后，他肩上的责任越来越重大，找我转信的人更多了。北京市纺织工业局为了安全起见，开始是派了一个工作人员悄悄跟着我上下班，保护我，当时我都不知道，是后来才知道的。这样过了一段时间，纺织局还是不太放心，从1981年开始，就派了个车接我上下班。

那时候，不仅有人在路上截我，要我转信，还有人到我家门口的，大概算好是我要出门上班或下班回家的时候，我坐着车刚要走，有人就往我的车里扔信。还有一次，有一个人看到我的车要过来了，突然跪在我的车前，吓得司机都不敢动了。他们都不容易，我能理解他们的心情。

信件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收到上百件，有的寄信人把我的名字写成李姣、李超、李照、李招。我接到信，一般还是要看一看，看反映的什么问题，再转给相应的人和机构。当然，大部分都是给耀邦的。我想，他们给我信和材料，都是有道理的，也是对我的一种信任，我应该负责。有时候信件实在太多，我就请纺织工业局党委机要秘书杜玉芬帮忙，把属于我个人的信件交给我，反映情况或落实政策的信件分门别类转到有关单位，一定要做到件件有着落、有回执。我1983年离开纺织局的时候，整理出好几包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