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我听说有一年，胡耀邦同志都当总书记了，1983年还是1984年，您还去改衣服。

李：哦，好像是去国棉一厂请陈师傅，陈师傅是瘸子，但手艺很好，我请他用耀邦的衣服给我改了两三套衣服。我穿了有一段时间。前几年送人了。

苏：这么一算，穿了20多年啊。

不能占公家的便宜

苏：您生活真节俭。

李：家里人多，有时候钱还不够花，我还找单位借过钱呢。

苏：什么时候的事情？

李：大概是1973年，那时我担任北京市纺织工业局副书记，分管生产。我母亲去世了，办丧事急着用钱，家里没多少积蓄，只好找单位借钱。我找到同事多年的财务处长柯鉴明，我向他说我借钱，他以为我开玩笑，说：“借啥钱，报项目就有钱。” 我说我是私人借钱，家里急用。他起初不相信，觉得像我们这样的大官家里怎么会没钱呐。事实是耀邦爱看书，又好交朋友，家里人也多，没事时我们两人的工资凑合着够花，但家里确实没多少积蓄。后来我向他说明情况，他很热情，说要为我写申请，申请家庭生活困难补助。我想，我哪能占公家的便宜呢！最后借了单位互助金700块，年底还清了。

苏：您存折里一般有多少钱呀？

李：没多少，最多三四百。有一年，我的存折找不着了，这可是我唯一的存款呀。我只好拿着纺织局党委开的证明去银行挂失，存折里有400块钱，家用够花一阵子的。给我办理挂失的银行工作人员还不信我是李昭呢。

苏：哪一年的事？

李：好像是1982年。

苏：那时候您都是总书记夫人了，换了我，我也不信，您才这么点钱。

李：400块钱可不少，当初还救过一个小孩子的急。上个世纪70年代初，耀邦刚从干校回来，我也刚解放、恢复工作不久，有一位北京市公安局的王金锐同志受了批斗，生活很困难，他6岁的小女儿又得了急性肾炎，必须住院。我们积蓄不多，就把仅有的400块钱给了王金锐，让他赶紧送孩子住院治疗。孩子后来病好了，王金锐领着孩子来看我们。耀邦说：“不要提什么帮助的话，?-有困难，关心一下是应该的，不提这些。”耀邦去世以后，王金锐又带孩子来看我，他总是对孩子说：“是胡爷爷、李奶奶帮助了你，不然，你也许活不到今天，你永远不能忘记胡爷爷、李奶奶。”我打断他的话，要他不要再提这些，只要孩子上进，耀邦在天之灵也就高兴了。

苏：我听说您每月自己掏钱交汽油费？

李：我现在记性不太好，具体的事情不太清楚了。我身边的工作人员，徐海峡、杜玉芬，他们记的事情比我多、也比我清楚。

情况大概是这样的，那时候我们纺织局的局级干部是没有专车的，市委很多局级干部也没有专车，我们下厂工作，都是几个人坐一部车。纺织局为了安全，特意安排专车给我坐，我想我不能占公家的便宜，每个月就交汽油费，大概是5块钱吧。那时工资不高，物价低，油价更低。当时杜玉芬是局党委机要秘书，这个钱是杜玉芬每个月帮我从工资里扣，她说给我交了19个月，从1981年12月到1983年7月，刚好交到我退居二线。

苏：您真是有?-则。

李：对自己严格点好。就应该是这样。

带头退居二线

苏：您刚才讲到1983年退居二线，那时候好像有一拨老同志离退休。

李：那时候，按照邓小平关于干部“四化”[5]的精神，耀邦在具体推动干部年轻化这项工作时，希望一些老同志退下来，遇到点阻力。他回家动员我，让我带个头。我回去就和纺织局说了，这时刚好中央和各省成立顾问委员会，我就进了北京市顾委，退居了二线。

苏：事实证明，这是很高明的。既让年轻干部出头，又发挥老同志作用，顾全了多方面。不过，您才61岁，在当时的老同志里边，是很年轻的。您是怎么考虑的？

李：耀邦要我带头，我就带头退。他那时工作很困难，我得支持他。那时北京的纺织又正处在顶峰时期，我也比较放心。1978年，尽管我们还在用布票、粮票，但这时候，北京市的轻工业算是发展很快的。当时北京市正抓轻工业，轻工业也好抓，它的效益很快，看得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