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峰（以下简称苏）：张老，您于1979年来到北京市民革，当时您是什么想法？

张廉云（以下简称张）：1975年，我在第一传染病医院工作时，得了乳腺癌。?-过手术后，身体非常虚弱，一直在家休养。 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传来，我兴奋极了。在这之前，我真是抱定“永世为民、绝不为官”的想法，在家休养。现在形势变了，我对生活的态度也马上发生改变。我主动到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找到刚刚落实政策回到市委的黎光同志。对他说，我要求调动工作，做点具体的实际的工作。

黎光同志告诉我，市政?-、市民革都需要人。可我不太想去机关，想做实际工作。过了几天，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吴惟诚同志来到我家，让我去市民革。上个世纪50年代，我在市委统战部党派处工作过，老吴是我们的领导。当时我的想法很简单，不去民革！“文革”这么多年，我没工作，又在家养病两年，我希望以后能做点具体的、实际的工作！民革是党派，工作不会多，在这样的闲散机关，不等于半退休吗？不去！没想到老吴为这事一共找了我三次，我被感动了。他是我的老领导，我应该服从。

1979年夏天，我还是个病号，就来到了民革市委。没想到一干就是18年，1997年退下来时，我已是74岁的老人了，和过去一起工作的同志相比，我多工作了10多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民主党派可做的事情很多。民革是一个宽广的平台，我在这里要学的东西很多。在实际工作中，我更是亲身体会到党的统战政策。在这里，我接触到许多代表性人物，他们有着独特的?-历、不同的品格；在这里，我结交了许多朋友，老年的，中年的，少年的，都有，受益很多，可以说是开阔了视野，增长了知识，提高了工作能力。回想起来，来民革工作，对我是一个变化很大的机遇。说实在的，我对民革很有感情，这里有一批可亲可爱的民革党员们。我们这些民革的机关干部，赶上了“文革”结束、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个国家和社会的大转折，当时我就想，应该尽力地工作。现在想想，来民革确实也做了一些工作，也挺有收获的。

所以，我非常高兴和同期在民革工作的几位处长一起回忆我们那段忙碌、紧张而又愉快的工作时光。苏彤，民革的老同志，组织处长，年纪最长，88岁。1977年4月，她参与恢复香山“孙中山纪念堂”展览室的工作，她工作非常扎实、细致，做了很多工作；颜景芬也来得早，1978年来的民革，主要做对台工作，认识挺多人；张桂英，组织处的，她和党员的联系挺多，很热情；朱映陆，负责社联，接触面很广，接人待物很有一套，我们管他叫“礼宾司”。

寻找民革成员

苏彤：我简单说说民革恢复初期的工作：“文革”中，民主党派停止活动，干部下放。1974年后，下放干部陆续返城。8个党派机关干部集中在南河沿“欧美同学会”旧址学习。1977年夏，民革在中共北京市委指导下开展了一些活动，如恢复“孙中山纪念堂”展览室。

1978年2月，民革北京临时领导小组成立。3月31日，领导小组与6名机关干部正式开会，称之为“见面会”。当时正处于伟大转折期，民革的领导和干部深受新形势的鼓舞，工作热情极高，6位领导当时都是70岁左右的老人了，频繁开会研讨如何开展工作，不分昼夜地参加各种活动；干部则?-常工作到深夜。这一段人少事多，任务完成得较好，有些活动还受到上级和兄弟党派的赞许，主委侯镜如[1] 侯老很高兴，风趣地说：“咱们六兵六将[2] 干得还不错。”

这时，政府拨款重修民革大院，?-本环境优美的民革大院总算告别了一人高的丛生杂草和老旧房屋，1979年修复后，民革中央和民革市委机关迁回大院，恢复办公。

我们一个个地按照旧址登门造访，寻找在册成员；搬迁或遣返外地的成员，则依靠?-有单位或当地党委查询下落；或通过一些联系上了的成员扩大联系面。联系过程比较艰难，一是交通不便，成员居住分散；二是有的成员有顾虑，不愿再与民革联系，有的说，“参加民革就是跑龙套，好处没有，坏处不少。社会上认为民革成员就是国民党残渣余孽”。当时邮电部支部29名成员，绝大部分在“文革”中贴出大字报，声明退出民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