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我在市委副书记郑天翔同志[1]的领导下，?-常跑到厂子去，整天在厂子里搞调查，通过调查，一直以来我就觉得平均主义大锅饭是不可行的。因此，“文革”一结束，大搞四个现代化，我就觉得平均主义大锅饭必须立刻破除，提出搞奖金也是挑头的。那时候，没有人提搞奖金这类的“物质刺激”措施，上世纪80年代初北京光学仪器厂提出搞“浮动工资”也是过了好几年之后，还遇到了一些不小的阻力。

那时候，青年团、工会有时找我去作报告，都不算正式场合。当时化工局的领导班子中，主要领导们的思想是一致的，像赵庆和[2] 等，他们都是长年在基层搞工业的，都很懂得工人的心思，都知道平均主义带来的干多干少一个样，使得生产无法发展。所以我作报告时，胆子比较大。当时的化工系统隶属于燃料化学工业部，大庆也在燃化部，粉碎“四人帮”后，北京市化工系统根据燃化部的部署，比较早地搞了“三大讲”[3]， 在批“四人帮”方面，是带头的。因此，在打破影响工人生产积极性这些东西上，我们思想上禁忌比较少，而且，大家都有股探索的劲儿。不是你想搞奖金，我就想着斗你，不是这样的，而是认为这事必须搞奖金。我印象中燃化部的同志们都是一门心思想着怎么样把生产搞得快一些。“四人帮”打倒了，咱们解放了，真是有一种再次解放的感觉。现在没有障?-了，赶紧抓生产，大干现代化，越快越好！

所以，在初步改革的时候，对这块改革――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相当多的人想法是比较一致的，顶多有人抱有疑问，说搞这个可以吗？这和我们过去不一样。没人说这个不能搞，说你搞修正主义。所以，1978年的北京市化工系统大部分人都自然而然地觉得该这么走了，至于要不要搞计件。可能有些人还没有走到这个地步，但对于打破平均主义，大家认识是比较一致的。不过，当时我脑子里认为计件是最能体现按劳取酬的。

苏：看来当时化工局人们的思想很活跃。

王：是的。北京市化工系统思想的活跃还得到了北京市领导的关注。当时北京市?-委主任叶林、副主任张彭两位同志就?-常到化工局来，我们开大会讨论这些问题，很多同志不时插话发表意见。化工局的干部思想活跃，特别是一批女处长特别能干。叶林说：“哎哟，你们化工局够活跃的，女处长们都够厉害的。”

我认为那时候我们的活跃不是对两条路线的活跃，是一种“该干了、该大干了”的思想状态，以及“怎么干”的探索状态。而且，《北京日报》报道我们化工局大干现代化建设的情况后，据说当时还得到了华国锋主席的表扬，我们就觉得更应该好好干了，要在四个现代化上好好往前赶了。这是当时我们的一种心态。

总的来说，粉碎“四人帮”之后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这些在下面抓实际工作的干部，对更高层的两条路线的斗争的认识还没有到某种高度，就处于一种要大干四个现代化的兴奋之中，对于物质生活的一些困难并不太计较。我们还沉浸在英明领袖华主席粉碎“四人帮”的兴奋和喜悦之中，从干部到工人，对“四人帮”的那种仇恨确实是到了一定程度，粉碎“四人帮”为什么那么迅速，那确实是得人心。“四人帮”已?-把老百姓都得罪透了，特别是邓小平1975年整顿后的再次被打倒，那确实是犯众?-了。为什么周总理逝世后，又出现那么重大的“天安门事件”？这不是?-带头、?-鼓动就能鼓动起来的，这是民心所向。所以到粉碎“四人帮”，容许批判“四人帮”了，要大干现代化了，这种兴奋是可想而知的。当然，在干的过程中，也要探索怎么干得更好、怎么冲破障?-。在这个冲破障?-的过程中，有不同意见，但已?-不是过去那种搞路线斗争的做法了。我认为，这就是1978年人们的思想状态。

政治上的关心――小道消息

苏：当时您感觉人们都关心些什么政治话题？

王：政治上呀，那时候很多人都关心小道消息。

我们当时的思想状态，一个是上面说的处于充满希望的兴奋之中，另外一个我们想得比较多的是为旧市委平反[4] 、为“天安门事件”平反[5]这两个问题。在我们这些干部当中，这两个问题对我们而言，是压得很沉的。一粉碎“四人帮”，脑子里就开始转这个事情。当时我们有几位同志常在礼拜六、礼拜天聚会。在这之前下放的时候，我们也偶尔聚会，现在我们这些人一回市里，就常去其中一位同志家，他的夫人也很热情，就给我们做好吃的，我们几个就打打牌，聊聊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