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这种形式的老同志聚会很多，吃点好的，分析分析形势，在农村待着挺辛苦的，回来当然也就吃点好吃的，稍稍改善一下。在这种聚会上，我们最关心的首先是对旧市委的平反。我们怎么也想不明白，“文革”一发动，市委就成“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了，我们脑子里都想着我们都是很听毛主席的话的，衷心执行毛主席的路线的。那时候，对“文革”的根本性否定，还没敢往这个上面想。但是觉得，对北京市委怎么着也应该平反；还有一个，“天安门事件”怎么着也应该平反。大的冤假错案的平反我们还没怎么想，还不知道大局嘛，想的也是离自己近一点的事情。反正，1978年要求对北京市委、“天安门事件”平反已?-成为相当多干部们茶余饭后议论的焦点。

那时候，一见面就问：“哎呀，看看现在上面最近怎么样啊？”?-有小道消息就贡献出来，就是这样传播小道消息，分析形势，觉得市委和“天安门事件”早晚得平反，都关心着什么时候平反。包括对刘少奇同志的平反都没有这两个问题议论得多，还没有想到那么高。当时就觉得市委应该为刘仁同志平反，都认为刘仁同志太冤枉了。因为当时，刘仁同志的平反还没有提到桌面上来，上面并没有表态，我们也就只有少数几个知心的人在底下讨论。但是，很多人私底下都讨论为刘仁平反、为市委平反、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这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一个重要的讨论话题。所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提出来的很多问题都不是偶然的，在这之前，这些问题已?-是广大人民，至少是相当多的干部们关注和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了。

苏：一般的群众又议论些什么政治话题？

王：我接触的主要是工厂的同志，他们的议论侧重于为“天安门事件”的平反。因为，有一些工人为这事被当成“反革命”给抓了。我们化工局在这方面是好的，一个都没抓。保卫处长把电话记录本锁在抽屉里，自己请假，不来了。公安局的人来，我们就说没钥匙打不开，他们也没有办法，我们就这样用消极怠工的办法应付了过去。但是另外一些局，有的局都抓了好几十个。这一下子，工人们的议论就很厉害。

当时，我们很多工业局都在市府大楼，局与局之间，因为一些负责人都是当年市委老青年团、工会出去的，之前有一些工作交往，“文革”期间也都是挨过整的，又都是从下放地回来分到几个工业局的，思想、感情都比较接近，所以一有空就串串门、交流交流，于是也就知道这些局里面抓“反革命”的情况。局里面领导“左”一点或者胆子小一点的，就抓的比较多。好在那时候化工局的领导班子比较齐心，互相之间似乎都有一种默契，认为最好不抓。

那时候，我曾是办公室主任，扮演承上启下的一个角色，各个处长有什么问题都到我办公室来叨叨，我也就集中起来向局里的一、二把手念叨。他们对我比较放心，认为我比较可靠，不至于揭发他们。我们的保卫处长以前是老公安局的，跟我很熟，他熟悉公安局的一套做法，也反感得很。他就来找我，问我怎么办。我就给他出主意，你把电话记录本锁起来，请假不来上班就是了。公安局的人来了后，我们就和他们说：“这不行啊，人家不在，我们也没钥匙，开不开。”于是也就这么拖着，糊弄过去了。一个也没抓，一方面说明咱们顶着干不容易，另一方面说明当时我们碰上的那几个公安局的人也不是太较真、太卖力气，一遇见阻力，他们也就不硬来，没和我们对着干。

我们这些人以前本来就是旧市委的工作人员，所以我们关心旧市委的平反；我们这些人当时大多都在各个工业局，工人们关心“天安门事件”的平反，我们也很关心“天安门事件”的平反。

我们是最关心旧市委平反的，因为毕竟离市委比较近一点，各个区县的领导、青年团、工会的领导对市委平反的关心度比我们稍低，但比工人要关心得多。我们这些人关心旧市委平反，因为我们有些同志还背着处分呢，我比较幸运一点，刚把处分全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