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典型的好莱坞制作，在1978年那可少见。

王：对呀。我挺喜欢看这部电影，后来我还重看过，我觉得《鸳梦重温》比《魂断蓝桥》还好看。这种艺术片感情描写得很真挚，很有意思。好莱坞的片子往往是通篇没有说教的成分，不讲大道理，但是人们看了之后，对美国社会印象都很好，说明他们的手法很高明。我们也可以学学这种手法，用一种更易接受的方式、甚至潜移默化的方式来宣传我们的党和国家，宣传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伟大成就。

内部电影，当时可真是我们文化生活中的一大亮点，文化专制可过去了。那时候可没想这是资本主义的“毒草”什么的。解放前我在北平的时候，也看过美国电影，再加上我们这些干部好歹都有抵抗力，1978年再看看这些美国片也没什么。就是觉得好看，是一种艺术享受，然后拼命去搞票，再有还要去看，没想那么多。

那时候一个是看内部电影，一个是看文艺演出，都是非常受欢?-的。郭兰英一唱歌，什么《歌颂周总理》，哎呦，那个全场鼓掌啊，热泪盈眶啊，当时别提有多热闹、多感人了。那时候的文化生活，真正是人们的庆典一样。这和当时的物质生活是一个鲜明对照，1978年的物质生活还没有看到大的改善，物质供应什么的还是凭票。像我，特别爱吃花生米，能敞开吃花生米，都是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的事情了。我作报告老举这个例子，说我特别爱吃花生米，等到了一块四一斤的花生米敞开吃的时候，从我这点就证明，农村的问题解决了，能吃上饭了。花生米一块四一斤，价钱再上不去了，我这爱吃花生米的人随时能买到，说明物质丰富了。当然，这是以后了，1978年还没到这个程度，那时候安徽也才偷着干起家庭联产承包，北京这边可能更晚，因此供应还没好呢，物资不充足。但比“文革”期间稍好点。

苏：从文化上可以看出，人们当时比较兴奋。

王：尽管物质生活改变不大，但人们确实比较兴奋。一个是工作上很兴奋，我们能放开手大干了，没有人整我们了，可以搞现代化了，这是第一个兴奋。第二个兴奋是文化上的，我们这些人对文化生活的要求某种程度上比对物质生活的要求要高很多，所以，就觉得，总算不要整天听八个样板戏了，能看电影了，能看一些文艺演出了，特别是有一些文艺演出，能批判一下“四人帮”，歌颂一下周总理。那时候群众热烈的场面可不像现在唱通俗歌曲这种热闹法。郭兰英一唱《歌颂周总理》，那全场就是热泪盈眶啊，那种感情的真挚真是记忆深刻。

岔开讲一句，现在有些样板戏也老演，说实话，我认为有的唱腔艺术上是很不错的，但我总觉得这里面有?-青的烙印，心里不太舒服。

人们的文化生活开始发生重要变化，一个是看内部电影，一个是看文艺演出，还有一个，就是逛内部书店看内部小说。我记得当时出了很多内部小说，很多人都喜欢逛这些内部书店看看这些小说。我记忆中出了一批苏联的内部小说，我一度非常着迷，那一年我在上下班的电车上，将两大本厚厚的《朱可夫传》给看完了，写得真好，非常精彩，我现在都记忆犹新。

内部电影搞票比较难一点，文艺演出是公开的，稍微容易一点，但也得要票。虽然要票，但能看到的人比较多一些，我记得当年公演的话剧《于无声处》，就是讴歌“天安门事件”中的人们，也挺好看的。想想1978年前后，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文化生活的变化很大。

我们对文化生活是有需求的，我记得“文革”前，我们为了看电影、看演出都是到外面排队买票的，两个人带上孩子一起看电影、看戏，这是作为一家人很重要的享受。“文革”期间就只有八个样板戏，精神文化上很苦闷，那时候觉得这种苦比物质生活的苦还难受。因为物质生活上，我们至少能吃饱饭，不像一些农民吃不饱饭，我们两个人的工资在当时来讲也不算低的。1978年前后，当时也没什么电视，收音机里也听不到什么，但可以看内部电影、看文艺演出、看内部小说了，这对当时的我们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改变。我相信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令人喜悦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