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哈贝尔餐厅独自用餐。要了一小瓶1923年的波尔多红酒(Bordeaux rouge)，尽管侍者向我作了保证，但其口感与其年份并不相称；现在对于普通葡萄酒而言，1934年就是最好的年份了。当我正要离开时，一个白头发老糊涂蛋在我那张桌子旁边坐下。他要了一份肉菜，但却没有配给卡，我把自己的一张卡给了他。我们开始聊天。

“谁将赢得战争？”他问道。

“我不知道。”我说道。

“什么，毫无疑问，当然是德国。”他笑道。他争辩道在1914年德国人的对手是整个世界，现在则只有大不列颠和法国，俄国人是友好的。

“两边的人都认为自己将获胜，”我说道。“在所有战争中都是如此。”

他那双老眼怜悯地看着我。“德国将会获胜，”他说道。“这是一定的。元首已经说了。”

但是当我们谈话时，我明白自己的话对他起了刺激作用。他变得具有侵略性而且暴躁起来。他说英国和法国挑起了战争。

“但是你们进攻了波兰，而且有些人感到是那一事件挑起了战争，”我插话道。他惊讶地挺直了身子。

“请原谅。”他喘着气，然后花了10分钟时间重复了希特勒告诉人们的关于战争起源的所有谎言。（那么德国人确实是相信希特勒的，我想。）“我们外交部发布的文件已经毫无疑义地证明了，”他继续说道，“英国和法国挑起了战争而且实际上已经策划了一年多时间。”

“对我而言他们并未证明这一点。”我说道。

这使他倒吸了一口凉气。当他恢复过来后又说道：“正如我说的，文件证明了这一点……”

我注意到自己的刺激性语言已经吸引了屋子里其他人的注意，邻桌两个长着斧头脸、戴着党员徽章的家伙似乎打算扮演一下英雄的角色进行干涉。我遂起身离席，并向那位老绅士道了声晚安。

晚上6点钟，X小姐来访，以取回她的一些国外亲戚托我给她带来的食品。她是我在这些年里遇到过的最聪明的德国妇女。我们聊了聊德国的戏剧和电影，对此她知道得很多。她对于德国的性格、历史和前途问题有一些很有趣的观点。对于德国人而言困难在于，她说道，他们是“geborene Untertanen”――天生的被统治者，不过“Untertan”还包含顺从的被统治者的意思。来自高高在上的一位统治者的权威和指示就是一个德国人毕生之所求。

“一个德国人，”她说道，“会认为在如下情况时即使死了也像个好德国人。他可能会在马路边等红灯，然后在绿灯时就开始过马路，即使他清楚地知道一辆卡车――可能是违反法律的――正向他冲来并会将他撞死。”

使她痛苦的是――她非常痛苦――德国将所有的赌注都押在了一场可能会终结西方文明的战争上，而德国的某些因素不仅对这一文明作出了贡献，而且还曾试图在德国文化基础上再造它。她认为现政权根本不关心西方文明，并且代表了始终潜藏在德国历史表面下的野蛮因素，对其而言生命只有在赞美战争、力量、征服、野蛮以及粉碎一个较弱的敌手时才有意义，特别是如果对手是斯拉夫人。她强烈地批评德国人的完全缺乏政治判断力、对权威的奴性以及怯懦地拒绝独立思考或行动。

按照她的说法，非欧洲的、反西方文明的因素目前在德国占了上风，而且她认为使德国的西欧属性得救的唯一途径就是又一次失败，甚至是又一次威斯特伐里亚和约（1648年该和约将德国分裂成300个独立国家）。对此我相当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