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2月20日，澳门市民一觉醒来，认识到自己已经生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和国旗以及澳门特别行政区的绿色区旗之下。一夜之间，葡萄牙的所有象征物都被撤下了，包括那幢可以追溯到16世纪的标志性建筑议事亭上的象征物。然而，正如葡萄牙总统若热?桑帕约在这一场合庄严宣布的那样，这是个“变所不得不变”的问题，尽管也要保护澳门作为“中国人和葡萄牙人所共同创造的一段历史之继承人”的身份。在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看来，澳门主权的移交是中华民族统一之路上的一个历史性时刻。他意味深长地宣布，澳门的回归祖国，正如两年前的香港回归一样，将会“积极推动台湾问题的早日解决。”在欢呼“澳门问题的平稳解决”的时候，澳门特别行政区的第一任行政长官何厚铧谨慎地赞扬了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的领导。

我们注意到，对即将离去的葡萄牙人来说，主权移交是满怀乡愁的“帝国终结”的最后行动，对中国来说，这一事件被当作爱国主义的最终检验而予以庆祝。在澳门，很少有人私下或公开反对这一主流意见。让有些人大吃一惊的是，当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武装部队进入澳门的时候，居然受到了人们的欢呼喝彩。但在澳门（其大多数居民出生于中国），这是在展示对祖国的忠诚，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很显然，面对人口统计学的事实，葡萄牙政府没能构建一个清晰的澳门身份，也没能构建一套单独的价值体系，以定义一个这样的澳门，使之足以抗衡占支配地位的中国大陆的存在。信奉基督教－天主教的土生葡人社群当然是个例外，然而，许多年来，随着他们的人数由于移民日益减少，他们的声音在澳门也变得越来越不相干。

澳门的中国化已经明显可以感觉到。不仅仅是葡萄牙统治的符号已被中国的符号所取代，而且，即使在大街上，普通话口音也已经跟广东话相混杂。澳门的商店信赖江泽民主席的话：“在明天的澳门，所有居民，不管他们的种族和肤色，都有机会平等竞争，每个人都将享有法律保护的权利与自由。”葡萄牙天主教遗产，事实上还包括很多澳门特有的旧中国遗产，都已经“进了博物馆”。尽管保护和重建的趋势在给澳门政府争光，但平衡也呈现出了多样化的格局，这对任何一个游客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只要他扫一眼那些尚未完工的、甚或是已经流产的开发项目，从南湾的填海拓地，到?仔－路环湿地的被毁，这些工程经常以牺牲澳门的自然和历史特征为代价。在环境规划上，澳门并非中国的典范和样本，正如香港一样，它明显已经沦为那种有缺陷的发展主义逻辑的牺牲品，这种逻辑，在临近的广东再明显不过了。

正如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所生动说明的那样，澳门不可能不受到地区和全球力量的影响，尤其是，它的旅游部门在经济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这样的外部冲击，给何厚铧移交时的誓言增加了更重的份量，当时，他保证要构建一个“更稳定、更进步、更繁荣”的澳门。但是，凭借其独特的位置和环境，要想吸引投资，要想加速资本化，澳门就必须致力于构建一个国际化的城市，像香港（或另一个层面上的新加坡）已经实现的那样。不敢做出这样的努力，就等于宣判澳门的经济和政治身份几乎等同于珠海或者任何一座中国内地城市的身份。我们还注意到，对澳门有利的是，中国内部已经开始向后邓时代的秩序转型：更注重管理，更强调专家治国，而且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亚太经济体中。最后，可以说，对于澳门（还有香港）自治的未来，最好保证是中国自身的民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