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葡萄牙统治的最后5年，人们所讨论的关于澳门的话题当中，占支配地位的，莫过于暴力犯罪和组织化犯罪的问题了。尽管犯罪和腐败这对孪生兀鹫一直是澳门现代史上的核心问题，但它从来都不是爆炸性的，也从未给澳门的旅游业带来损害。从1990年代末开始，出现了一系列跟三合会有关的轰动一时的枪击案，澳门的形象随之一落千丈，游客人数急剧下降，赌博业收入步履蹒跚。很显然，尽管即将离任的葡萄牙总督韦奇立一直为法律和秩序问题而伤透脑筋，但终归于事无补，这给北京提供了一个被迫修改《基本法》的借口，我这里指的是北京要求在澳门特别行政区驻军。

正如本书所展现的那样，澳门特殊的基础环境，它的历史发展，它数百年来与中国之间的复杂关系，它的经济现代化，以及它对外来制度的移植 包括港英总督彭定康所说的至关重要的对法治的接受 全都在设法制造出一种澳门例外论，把澳门当作中国外围的一块西化飞地。事实上，部分葡萄牙化的、甚或是土生葡人化的天主教葡萄牙－中国文化，已经在澳门自我繁殖了许多代人，这种文化也起到了把澳门与香港区别开来的作用。在达伽马革命500周年的时限内，上面的很多结论是显而易见的，然而你不能把历史事实当作假设。

但是，在历史形成的过程中，人的作用和制度的发展可以像全球因素一样重要。我们应该抱着这一精神，来评述1996年9月在葡萄牙政府治下所举行的澳门立法会选举的结果。这是一次竞争激烈的选举，吸引了破纪录的选民参与，最终结果有利于商业利益集团和亲华团体，土生葡人和民主派则铩羽而归。这很重要，尤其是因为 跟香港的情况不同 澳门立法会尽管是在公民权高度受限制的基础上选举出来的，但却继续留在它的位置上一直运转到了移交之后。然而，不像香港（那里出现了很多要求直接选举立法机关的呼声），澳门本地人对民主化的推动依然有限。2001年9月，在澳门特别行政区主持的第一次选举中，两位民主派人士获得了令人吃惊的胜利，但这并没有改变上述事实。最后，只有强大的公民社会才能保护公民自由，使之免遭侵蚀。只有真正“透明而负责任的”政府 像何厚铧所保证的那样 才能恢复由于经济衰退当中的犯罪涨潮而受到严重侵蚀的合法性，才能保护它作为一个跟娱乐产业的自由化联袂出现的新型食利经济体。

倘若我有幸能获得读者信任的话，那么，不妨把后面的文字当作献给澳门丰富历史的一篇纪念和颂词来阅读，同时，在献上这份纪念的时候我也会尽力避免自以为是。作为一部通史，我希望，这次对《澳门史》的修订，能够让它赢得自己的一席之地，跻身于最近几年出现的大量论述澳门的文字和译文的行列，这些著述有葡萄牙文的、中文的和英文的，其中有很多作品令人钦敬，有些作品就主题和分期而言是高度专门化的。在几近忽视 尤其是被外人所忽视 了漫长的数十年之后，这是一个健康的趋势。总而言之，此类作品的绝对数量，不断拓宽的可用档案和文献材料的网络，研究和出版的自由氛围就更不用说了，所有这些，依然是澳门传统得以幸存的最佳保证 即便不是存在于现实中，至少是保存在纸面上。

杰弗里·C．冈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