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1997年6月30日的香港回归不同 这一事件常常以唇枪舌剑、恶语相加为标志，尤其是彭定康总督引入的政治改革所引发的激烈争论 困扰里斯本和北京的程序问题在公开场合被描述为相对平稳。然而，正如联合联络小组的葡方发言人所透露的那样，到移交之日，某些问题卡住了，而且，并非所有问题都得到了满意的解决。这意味着，一些突出的问题将在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框架内由中国单方面解决。对葡方来说，这意味着，时间对中方的谈判代表有利。据葡萄牙通讯社的消息说，尽管在联合联络小组成立后的头10年当中，工作进程以“良好的谅解与合作”在进行着，但在最后两年，随着新任葡方谈判代表桑塔纳?卡洛斯在1996年的到来，便出现了更好斗的风格。尤其是，葡方没能在这一地区未来的“组织问题”上达成一致，比如关于未来司法组织的特殊立法。中国还阻止了葡萄牙关于创设“澳门终审法院”的提议。同样，中国也拒绝了某些工会自由，比如罢工的权利。摆在联合联络小组面前的最麻烦的问题当中，就包括最后时刻就中葡语言在澳门的官方地位所达成的一致。正如我们在别处提到过的那样，中国在澳门驻军的问题 最早是1998年9月由中方在《基本法》之外宣布的 成了主要的症结。此外，材料声称，在谈判当中，葡方把葡萄牙语的地位问题跟驻军问题联系在了一起。另一个难题也牵涉到澳门出生的葡萄牙裔人（即土生葡人）的国籍 他们如今被认为是葡萄牙公民，但可以选择中国公民的省份(25)。跨境犯罪也成了中葡之间的一个热点问题，事实上，这个问题是韦奇立总督在1998年7月对北京进行正式访问期间提出来的。反过来，葡萄牙议会也从仪式上讨论了影响澳门的一些主要法律和政治问题，然而，你完全可以相信，他们并没有太大的热情。

随着一个100人的“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在1998年4月由全国人大组建成立，人们的猜测便转到了澳门首任行政长官的选择上来。1999年5月，随着何厚铧的当选，一切都真相大白，在移交的准备阶段，何厚铧提名了他的5位最高级别的司署首长。在组成澳门特别行政区内阁的本地公务员和商业人士的名单上，位列榜首的是前经济司司长、如今的行政法务司司长陈丽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