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每个人都是体制”

减小贫富差距、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社区心理干预、实现权利诉求自由表达，这些工作的确应该主要由政府承担。但我们做为这个社会的一分子，显然没有理由认为社会上的事情都与自己无关。

从小到大，我们总能听到“社会是个大染缸，太黑暗了，理想和现实差之千里”的话，不乏才华的网友们更调侃：“理想很丰满，而现实太骨感。”可是如果我们追问：“社会黑暗在哪？社会又为什么黑暗？”往往发出感叹的人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正所谓“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所以我们不得不做出一个名词解释“什么是社会？”社会是由每一个人组成的，社会是人进行社会交际活动的一个群体。因此单单关注社会表面现象，而不设法去了解现象背后的个体，是不可能的。只从社会的统计学里去了解社会现象，而不分析个人的因素，个人的价值，更是本末倒置。而事实上，人的问题解决了，所有的事情跟问题也自然会迎刃而解！

面对今天这个变革的时代，各种思潮泛滥，诱惑很多，人们隐隐约约所依托的一些基本人生理念，生命价值观念更是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在这种冲击面前，越来越多的人感到迷惘，人生迷失了方向，而在这一起起生命惨剧中，受害者或当事人又岂只是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那些在校园惨案中无端被害的孩子们何其无辜？而在各大高校里连续发生的自杀命案，走上绝路的竟都是被称为“天之骄子”的大学生们；时光若再往前推进两三年，不难发现早在2007年便有几位无论在国内文化圈还是在其专业领域内均极富盛名，可谓衣食无忧、功成名就的专家级教授也选择用令人心痛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近期我关注到网上这样一个贴子，题目是《谁来告诉我们，他们为何绝望？》贴子提及——现代中国，生活的竞争压力导致的不幸福感；人情淡漠、公民意识淡漠导致的社会挫折感，使不少人对未来的生活失望甚至绝望。许多自感生活不幸福的人，有两种选择，要么伤害他人，要么伤害自己！有些人选择了伤害自己来唤醒社会进行变革！而有些人则操起手中的刀挥向了手无寸铁的学生与孩子……

郑民生在庭审中反复强调，觉得一切悲剧的肇始都是“社会的冷漠”。他向警方供认，作案动机是周围的人都看不起他，家里也穷，女友迟迟不肯跟他结婚。这样40多岁的男人，事业、婚姻都无成，房子也没有，又没有人给他温暖。而现在的问题是，谁来关心像郑民生这样的人？到底是郑民生抛弃了社会，还是社会抛弃了郑民生？……社会学家于建嵘由此感慨：反社会人格背后是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崩溃。我们修了很多高楼大厦、高速铁路，但我们没有建好一个心灵的通道。这种失范的社会心态引人担忧。当人们面对困境时，不能通过自我的努力对人生担当，弱者又该如何免于被欺侮蔑视、被抛弃的恐惧，我们又该如何免于血案恶性示范的恐惧呢……

郑民生们将自己的不幸归罪于社会和他人，但我们是否也常常将种种失意的原因轻易从自身撇清，简单代之以社会不公？而许多时候，面对种种让我们困惑、无力、愤慨的事件时，许多人也只是简单归咎于中国的体制问题。但我们需要思考的是，郑民生们的病态和仇恨是如何炼成的？在社会转型期，如何关照郑民生这样的社会边缘人？而一旦处于相似境地时，我们又如何自处？作为社会的一分子，我们既是受害者，同时也是制造郑民生们的社会参与者，我们甚至可能自己就是郑民生。专栏作家连岳在《我们都是体制》里说：“在层出不穷的悲剧里，听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这是体制的问题。但你忘了，我们自己就是体制的一部分。”

显然毁人自毁的这些人，我们未必能一厢情愿地假设他们都有那么高的思想觉悟，乃至试图用个体生命来唤醒社会变革。但毫无疑问，前面帖子点出的现实，相信不仅是那些在生存线上挣扎之百姓的心声，也是许多正陷于迷茫困顿中之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声。我们不禁要问：现代的中国怎么了？中国人的心灵方向及盼望究竟在哪里？混沌中，有一句话把我点醒：“如果你想改变看得见的外在环境，必须先改变看不见的内在”。

忽略生命课题，漠视心灵困惑，其结果必将导致漠视心灵乃至漠视生命。作为群居的生灵，相信每个中国人的内心深处无不渴望温暖，拒绝冷漠。但现实中，我们又主动或被动地践行与扩散着中国式的冷漠，更在知与不知间将这种冷漠代代相传。现象的背后是文化，而文化的背后，是心灵的方向。相信生命的真相一定不是冷漠，解读中国式的冷漠，正是为了用真爱之光驱散冷漠，重拾人性的温暖。当我们在追溯社会乱象背后的文化根源时，我们也一同剖析中国式的冷漠从何而来，又该当如何终结？

某些人身上中国式的冷漠，来源于我们习焉不察的世俗传统，来源于我们千千万万个原生家庭生命教育的缺位，来源于家庭和社会教育中对于生命真爱及心灵问题的漠然……

英国学者罗素曾经对中国人的性格做过这样的解读：正面的有——彬彬有礼，有欣赏权力的偏好，要面子，喜欢妥协和尊重舆论，还有令欧洲人惊讶的忍耐；反面的有——贪婪、怯懦、冷漠……中国人即便是受害者，也总是消极漠然，他们坐等不幸自行消退，像汽水的泡沫一样自行消失。

罗素在1920年到北京大学担任客座教授，一年后离开，隔年写成《中国问题》这本书。

短短一年，面对一个古老而深邃的中国，48岁的罗素能看见多少中国“问题”呢？在谈到这本书时，龙应台女士认为罗素解读中国问题时的眼光让人折服。罗素看见，“中国文化正在发生急遽的变化”，这种急遽变化可以追溯到西方的军事优势。但是，在将来，促使中国发生激烈变化的，将是西方的“经济”强势。当年罗素曾预言，中国能够在“自身传统”中“有机发展”。后来的历史证明罗素说对了。外来的影响带来急遽变化，中国如何应对？罗素提出建议：“假如中国人能自由地吸收我们文明中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而排斥那些他们觉得不好的东西，那么他们将能够在其自身传统中获得一种有机发展，并产生将我们的优点同他们自己的优点相结合起来的辉煌成就。”东西糅合，或者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中国人自己说了一百多年的口号。

说这话的罗素处在1922年的时空，距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1949年还有27年，距离全面破坏文化传统的文化大革命还有44年；距离今天，还有88年。罗素对西方文明最大的批判就是西方在工业化后对“进步”的崇拜，以追求“进步”作为最高指导原则进行开发，结果是，强国的繁荣建立在弱国的痛苦上，经济的获得建立在地球资源的掠夺和彻底破坏上，把“进步”当作终极目的，而忽略了“进步”不一定带来生活的幸福。各种机器带来了变化，但是这些变化并不等同于心灵的愉悦。西方文明对于理性和进取的过度崇拜，成为对地球的最大掠夺，对人类永续发展最大的祸害。

说到人文素养：罗素认为，文明形成时期产生的重要的个人比如摩西、穆罕默德、孔子的性格，可能“成为形成民族性格的极大依赖”。但是罗素却坦承：“我无法欣赏孔子的价值。他的作品中大都是各种繁文缛节以及在各种不同场合表现得体。然而，与其他时代其他人种的教主相比，人们必须承认他具有极大的价值，尽管这些价值主要是消极的。”罗素所说的消极价值，指的是孝道和族权。

“孝道和族权或许是孔子伦理中最大的弱点，孔子伦理中与常理相去太远的也就在于此。家族意识会削弱人的公共精神，赋予长者过多的权力会导致旧势力的肆虐。”并且在书的结尾又一次提醒，用公共思想取代家族伦理观念，是中国富强的必要条件。而我们知道，伦理正是儒家倡导的核心和灵魂。

罗素在寄予中国未来以厚望的同时，进一步指出，“这就是中国新青年所应该立定的目标：保存中国人的文雅、谦让、正直、和气等特性，把西方科学的知识应用到中国的实际问题中。”一方面具有“真诚恻怛”的慈悲之心，另一方面具有国际化视野和现代化知识水准，这不就是有人文素养的知识分子吗？这不就是孔子的人格特征吗？丁肇中先生曾撰文呼吁学生应培养“格物致知”的精神，即实践的精神。在丁先生看来，我们现在的教育丢掉了传统的“格物致知”，只剩下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了。

一个无可否论的事实是：当一个社会的人大部分都活得很纠结的时候，唯有改变人心，个体生命乃至整个社会才可能有盼望。相互憎恨是暴力的近邻，更好的方式是呼唤良知的力量，真爱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