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官本位”践踏着生命思考的独立性

“官本位”是中国文化至今未愈的痼疾。只有惧怕权势，没有对生命的尊重与敬畏，这种盲从与盲目的价值观，使我们大多数人丧失了分辨是非的能力和考究生命价值的能力。一切的行为价值都以现实、功利为准绳，以统治者的价值标准为标准，大部分人甚至因此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即便有人不为功名利禄所困，面对强大的社会现实也只能选择沉默。就如“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大诗人陶渊明，轰轰烈烈地辞官解甲后，所能做的也不过是归隐山林，过起“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生活，对世俗的黑暗与丑恶“眼不见为净”。杰出的知识分子尚且如此，普通百姓更是别无选择，只有继续盲目与盲从。年代久远，耳濡目染下来，我们大多数人都丧失了分辨是非和考究生命价值的能力。

曾有人发出这样的感叹：“我诅咒这千年的权力本位。但物质化的我又应邀加入这权利本位的盛宴，我手持华美的邀请函，还在人前炫耀呢？临睡之前，我却痛苦的诅咒这千年的权力本位和物化的自己”。而来到今天，这种文化缺陷并没有得到重视与弥补，反而愈演愈烈。其中最明显的是，现代教育中仍然严重忽视培养孩子的独立思考能力和智慧创造能力。下面我们来看下香港大学面试题给中国教育的启示：

香港大学的面试题目“刁钻古怪”，让一些高分考生很不好回答。前几天见到了近年来港大在内地招生的一些面试题，果然名不虚传。细细琢磨之余，不由得就联想到了现在的中国教育，不禁生发了无穷的感慨。这些面试题考察的内容五花八门丰富多彩。有要求考生密切关注现实的。比如：“你如何评价一个城市的生活质量？”“如何杜绝滥用急诊导致费用激增？”如果考生平时不关心民生疾苦，不知道普通百姓是如何生活的，不知道人们看病到底有多难，即便知道这些问题的表象，如果不去进行深入的思考，这两个问题也是很不好回答的；还有一些开放性很大的题目，如：“如果你跟胡锦涛总书记见面，你会跟他讲什么？”由于官本位在中国的长期盛行，人们见了官总有点诚惶诚恐，这就需要考生有说真话的勇气，在我们这个真话稀缺的环境中，平时缺乏训练的考生，会说真话敢说真话吗？

说实话，香港大学的这些面试题目确实不太好回答。不要说普通考生了，就是拿给一些文科老师，他们也不见得就能回答得多么有水平。据悉，去年，香港有些大学曾经拒绝了有些地方的“高考状元”，因为一面试才发现这些状元只是分数方面的成功者，而社会素质和道德素质方面却离优秀相去甚远。

不管这些面试题如何难回答，香港大学关注学生“社会情商”和“道德情商”的多元化、立体化教育思想，还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正如担当考官的香港大学金融学助理教授刘俏说：“我们从来不在乎答案的正确与否，而是在乎学生如何表达他的答案。”在表达中，学生个人的社会素质、精神责任感以及公民道德见解得到了自然体现，同时，一个创新型人才潜在的素质也得到了尽情展现。（王贵成：不默生主——腾讯博客）

目前，我们看到中国出现了这一极不平衡的现象：教育的普及带来了知识的增加，现代的科学发达和经济繁荣给中国人带来了物质生活上的方便和享受，但在与个人生命同样息息相关的个人精神责任感及生命的价值、奋斗的目标等等课题，几乎无人提及以至完全不知所向。孩子们从小与这些生命课题隔离开来，不曾接触，当然就更不会明白与生命相关的社会素质课题。

4从众心理影响对生命的探究

因为常年生活在这样文化熏陶当中，日子久了，中国人自然产生了一种苟且心理。常常听年轻人说“郁闷”，所谓郁闷的情绪往往掩盖着厌恶，恐惧和无奈种种潜台词。即便是那些先富起来中的某一部分人，他们的快乐指数往往也并没有与财富的增长成正比，反而一边追求物质上的自大炫耀，一边难抑精神上的自卑、自私及冷漠。因为常年从事青少年教育工作，我时常听到家长抱怨：“社会是个大染缸，把我的孩子都带坏了。”我回答：“我们都是社会当中的一分子。让社会成为一个好的染缸或是坏的染缸，每一个人都责无旁贷。”正所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可现实是，大部分人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潜意识里仍觉得社会的黑暗及冷漠现状与自己无关，匹夫仅仅是指他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好汉不吃眼前亏”；“不要和陌生人说话”这些观念和教育在一部分上辈人“诲人不倦”的教导下，也早已经深入人心，根深蒂固，成了现代中国人，人际之间疏离冷漠的理论依据。

该改变了。让“恨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人善被人欺，马骟被人骑”“女人不狠位子不稳”。这些生存法则彻底从我们文化中消失吧。近读张鸣先生一篇博客，颇有深度，愿与读者“奇文共欣赏”。